1718M.CN · AI 神经枢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心智观察所，作者：心智观察所

2026年10月26日，美国科技观察家文卡特什·拉奥在海外科技专栏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知重商主义》的文章，迅速在技术界与经济学界引发了广泛探讨。当前围绕AI的技术恐慌正在全球蔓延，很多人忧虑机器将取代大多数人类脑力工作，使得海量劳动者失去经济价值。拉奥在深入阅读历史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的经济史著作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

他指出，当代社会对AI的技术恐惧，在逻辑结构上完全重演了400多年前欧洲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经历的重商主义焦虑。人们习惯于将智慧视作稀缺的、固定的存量资源，却忽视了技术跃升往往会激活人类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庞大需求。

重商主义传统与商业社会的历史转型

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思维被称为重商主义。历史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在2010年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详尽梳理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观念演进。当时的统治阶层普遍坚信，整个世界的财富总量是固定不变的。在他们看来，财富主要体现在土地面积、农作物产出以及国库中储藏的黄金白银。因为总量有限，一个国家的富强必然建立在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直接造成了欧洲各国之间长期的领土争夺、严苛的关税壁垒以及以邻为壑的外贸政策。

在这种经济秩序下，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极其单一。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大约80%的欧洲人口常年从事极为低效的温饱型农业劳动。当时的精英阶层认为，底层平民缺乏足够的理性，必须依靠法令与贵族的强力管束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经济活动的核心全部围绕供给端的控制展开，统治者通过垄断重要物资的开采与专卖权来获取高额收益。在精英眼中，普通百姓不过是维持农田运转的劳动力，他们劳动、吃饭、繁衍后代，并不具备独立的消费能力。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大部分如果农民离开农田，社会将无力承担数以百万计的无用人口。

转折点出现在17世纪与18世纪。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少的农业人口足以养活整个社会，大量劳动力得以转向手工业与商贸。随着远洋航运的发展，原本属于贵族专享的茶叶、糖、烟草以及来自印度的棉织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平民阶层第一次发现，生活除了基本的温饱之外，还有许多消费品。

历史学界将这段时期称为勤勉革命。为了购买新商品，英国普通劳动者每年的工作时间从250天自发增加到了300天左右。这种工作时间的延长属于大众主动改善生活条件的自愿选择，并非完全由地主或早期工场主强迫促成。普通人通过增加劳动换取现金收入，收入转化为对各类商品的庞大市场需求，进而刺激了更多技术的发明与工场的建立。阿普尔比指出，商业社会的建立彻底打破了财富总量固定的假设，向世人证明，可以通过协作与效率提升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普通大众不仅是生产的执行者，更是推动整个经济系统持续扩容的核心需求来源。

当代科技领域的认知重商主义

拉奥指出，如果将重商主义模型中的财富替换为人类智慧，当今科技界围绕AI产生的种种焦虑与当年的重商主义思维几乎完全一致。这种认知重商主义同样建立在四个相互关联的预设之上。

第一个预设是把智慧视作一种储量固定的物理资源。在认知重商主义者的逻辑中，智力只存在于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大脑及其产出的知识成果中。因此，国家与大型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被理解为一场针对高智商头脑、专利权与知识产权的争夺战。各方都希望尽可能封锁自己的技术成果，囤积顶尖研发人才，获取知识贸易领域的顺差。

第二个预设是对普通大众的认知能力极不信任。许多科技精英认为，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具备辨别复杂信息的能力。如果将高度发达的技术工具无门槛地交到大众手中，必然会导致谣言泛滥与社会动荡。在他们看来，智慧只有保留在经过专业认证的技术官僚与顶尖学者手中才是安全的，普通人必须在精英的指导与监管下使用技术。

第三个预设是片面强调智力的供给控制，完全无视需求端的潜能。当下的科技讨论往往高度集中在如何垄断大模型的研发、如何保护训练数据以及如何维持高昂的技术咨询费用上。在传统知识经济中，未受过高等学术训练的人群被当成被动的知识接收者，或者从事低端数据标注的辅助劳力。认知重商主义者从未设想过，普通人自身会成为对高度智慧产生海量需求的主体。

第四个预设是武断地认定大部分人类大脑天生不适合从事复杂的智力活动。正如旧时代的贵族认定80%的人口除了种地别无用处一样，当下的认知重商主义者同样认定，如果AI替代了基础的文案写作、代码编写和数据整理工作，社会将凭空多出数十亿在认知上失去价值的闲置人口。

从农田耕作到智力运用的逻辑对应

历史反驳了上述悲观预期。在现代发达经济体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已降到2%以下，然而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足。大多数城市居民完全没有农耕技能，也不妨碍每天享用品类丰富的食物。

AI技术的普及正在引发同样的转变。过去数百年来，整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与专业分工都建立在智力极其稀缺且生产成本极为高昂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法律分析、医疗诊断、软件工程还是学术研究，都需要长达数十年的高成本专门培养。AI的出现正在迅速压低这种成本。

大众不需要亲自成为高级智力的生产者，就能成为高级智力成果的使用者。当智力生产不再是阻碍普通人行动的门槛，关键问题就不在于人类能够生产多少智力，而在于人类究竟能为智力找到多少全新的应用场景。

人类对智力的需求并不存在固定的物理上限。丰富而廉价的技术供给不仅能解答已有的疑问，更会彻底改变人类能够产生何种愿望。许多过去因为执行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的个人项目、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触碰的冷门领域，如今都进入了普通人的行动范围。

心智勤勉的兴起与需求演进

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勤勉革命表明，全新商品的出现能够激发大众的工作愿望。在AI时代，类似的现象正在智力活动领域重新上演。拉奥将这种正在发生的趋势称为认知层面的勤勉革命。

在传统环境下，许多人之所以在智力层面上显得缺乏创造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结构存在缺陷，而是因为在缺乏工具辅助的情况下，付出深层次脑力思考的实际回报率太低。一个普通人既没有查阅专业资料的渠道，也没有编写程序实现想法的能力，花费大量精力构思一个复杂的工程或商业计划，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AI系统彻底改变了这种回报机制。一旦意识到只要投入少量的注意力与构想，大模型就能协助这人完成代码编写、材料搜集与跨语种翻译，那付出脑力劳动的回报率就会大幅上升。普通人开始自发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原本不敢尝试的项目，他们愿意深入思考以前觉得枯燥的问题，因为这些构思有极大概率会变成现实产物。

技术使用习惯的变化已经在消费选择上显现出端倪。例如在当前的海外软件市场中，Claude Code与Netflix的标准订阅服务费用都处于每月20美元左右的水平。越来越多人开始自愿减少在被动娱乐上的开销，转而将这笔资金投入到智能工具的订阅中，用来探索课题或个人创作。这种行为与几个世纪前贫民为了购买茶叶和布料而努力劳作的心理逻辑如出一辙。

马尔萨斯式悲观与技术发展的实际路径

在解释当前的技术恐慌时，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历史概念是马尔萨斯主义。虽然重商主义与马尔萨斯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共享着同一种对资源刚性限制的执念。

传统的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生产速度，因此人类社会注定要周期性地陷入饥荒、贫困与崩溃。而当代流行的AI马尔萨斯主义则出现了一种方向相反的推论：技术专家们担心AI生产智力的速度会远远超过人类社会吸收智力的承载能力。在悲观论者的推导中，过剩的智能将导致海量人类劳动力被彻底排除在经济循环之外，最终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然而，正如技术进步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粮食危机预言一样，人类对智力的吸收能力也绝非一成不变。发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过用更少资源实现更多功能的理念。农业技术与工业装备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社会因为粮食过剩而停滞，相反，它催生出了庞大的餐饮文化、包装工业、现代物流以及数以万计依托充裕物资建立起来的新兴行业。

智力领域同样如此。目前人类表现出来的智力吸收限制，只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了智力稀缺的环境，尚未建立起适应智力充裕状态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当智力成本持续下降时，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构建虚拟交互、理解自然规律以及进行艺术表达的愿望将得到数倍放大。认为智力供给必然超出需求的观点，完全低估了人类的好奇心与物质追求。

智能主体参与系统交互的未来前景

AI的角色也不应被限定在提供服务的单一供给端。

大多数人把各类自主智能体视作听候人类差遣的机械执行者。然而，从市场经济的演进历程来看，现代市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协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许多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并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具体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庞大产业网络在自我运转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协调需求。

不同的智能体开始承担长期、复杂的开放性任务时，它们彼此之间需要交换数据、验证逻辑、协作开发新的工具，协作本身就会催生出针对智力计算的大量内在需求。这种由机器系统自主派生、同时又通过经济网络与人类福祉深度绑定的需求链条，将进一步打破供给过剩的假想。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重商主义并不是商人群体自发创立的商业理论，本质上是封建领主的统治工具。真正的商人与企业家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冲破重商主义设立的垄断特权与贸易禁令，最终推动了开放式商业社会的建立。

在当下的技术竞争中，许多高呼技术风险、主张对开源模型实施全面管控的科技巨头，其行为特征与当年的封建领主极其相似。他们习惯于将智力视作一种用于确立统治地位、维持高昂垄断利润的稀缺资源。而如今，开源大模型将高级智力工具交给全球大众手中，这些精英感受到了针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