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政策研究组，原文标题：《中办国办17条里一句"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话：国家科研评审席要给投资人留座了》
10月21日晚，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
文件一共十七条，里面大多是人们熟悉的词，扫一眼很容易划过去。
但其中有一句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接受央视采访时专门提了出来，说“以前没有出现过”，这句话是：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从编指南、立项评审到验收，要合理增加来自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的专家。
国家科研的评审席上，
以后要给投资人和企业留一把椅子了。
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专家名单里多几个人吗？
不，没有这么简单。
过去我们熟悉的科研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写本子、拿项目、发文章、结题、评帽子。每一道关的考官基本都是同行。同行评议当然有必要，科学问题是不是有价值，实验做得严不严谨，外行人很难判断。问题在于，如果一项研究本来就是为了产业应用，最后仍然只由同行判断它好不好，就难免出现一种情况：
论文越来越漂亮，产品却迟迟做不出来。
新华社的解读稿把这种现象概括成“样品易出、量产困难”。
实验室里做出一克，和产线上稳定做出一吨，完全是两回事。中间隔着工艺、成本、供应链、可靠性。
还有最朴素的一个问题——到底谁愿意买。
所以这份《意见》虽然讲的是“深度融合”，
真正要做的，其实是重新分配三个位置。
出题权要往企业那边挪。科研项目要常态化征集企业需求，国家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也要“注重从产业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
答题权进一步向企业敞开，产业应用目标明确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由企业牵头、主导转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试点向民营企业开放。
最后，阅卷权分一部分给市场，用文件里的说法，就是“应用考核技术、市场考核产品”。
三个变化中，出题与答题这几年已经在松动，比如大家都听过的“揭榜挂帅”，
但只要验收还看论文，题目再接地气，答卷人也会不自觉地往论文上写。相反，投资人一旦坐上评审席，开口问的大概率不是这个概念新不新，而是：
这东西做出来，谁买单？
这套思路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已经彩排了一年多。
2025年7月，自然科学基金委试点设立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恒瑞医药、迈瑞医疗等4家民企首批入场。基金委主任窦贤康当时的说法是，民企从此以“出题人”的身份进入国家基础研究。
一年里，参与企业扩到10家，总规模超过10亿元，其中企业出了9.6亿元，基金委配套9600万元。
一块钱财政资金，撬来了十块钱企业的真金白银。
比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马飞教授的团队，接下了恒瑞出的一道题：HER2阳性乳腺癌的抗体偶联药物为什么会耐药。这个问题足够基础，企业在彩排时也提过意见，比如评审专家结构需要调整，企业也应该能够成为项目依托单位。
这也说明，所谓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并不一定是让科学家放下显微镜，去帮厂家解决明天的售后问题。
宁德时代在联合基金里挂出的，是电池材料的界面反应机理；恒瑞关心的是耐药机制。产业走到足够深的地方，碰到的往往就是基础问题，就越得往原理里挖。
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留下一本遗作，叫《巴斯德象限》。
他拿两个问题给科研分类：
追不追求基本认识？考不考虑用途？
斯托克斯要挑战的，是1945年范内瓦·布什那份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
当时布什画了一条直线：基础研究在最上游，往下是应用研究，再往下是产品，越往上越纯粹。
战后各国的科研管理，多少都受这条线影响。
布什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这样仿佛必须等科学家把上游的事情全部做完，产业才能到下游接水。
科技部这次解读文件，把中国版本的惯性称为“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打个比方，之前就像厨子先按自己的口味做好一桌菜，端出来以后再问谁想吃，
但现在，这个餐厅的经营方式就要改一改了。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10月16日发布的2025年科技经费公报显示，全国研发经费为39288.2亿元，其中企业执行30394.4亿元，第一次超过3万亿元，占77.4%。
四块钱研发经费，三块多花在企业手里。
钱的大头已经在企业，菜单却长期不完全由企业参与制定，这才是过去不少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对不上的背景之一。
不过，真正会被这场变化重新洗牌的，可能不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
还有城市。
过去二十年，城市拼创新的打法很像高考大省抢状元：
抢大学分校，抢大院大所，抢国家级平台的牌子。
背后的逻辑是，考生在哪里，成果就在哪里；成果在哪里，产业似乎迟早也会跟过去。
可一旦题目越来越多地由企业提出，项目由企业牵头，评审又有投资人参与，钱和人就会顺着题目流动。
而题目最密集的地方，通常也是产业最密集的地方。
深圳就是一个现成例子。
2024年，深圳研发经费里企业占93.5%，研发强度达到6.67%，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第一。过去一提深圳，总有人补一句“高校资源薄弱”。
可到了出题权更重要的时代，这块短板未必还那么致命。恒瑞把题目挂上基金委的平台，北大、上海交大、浙大、复旦的团队都可以来申报。
题目有分量，考生自然会从全国赶来。
反过来，如果一座城市只有大学，没有多少好题目，它培养的人才和做出的成果，也可能被别处的好题目吸走。
过去城市抢的是考生，往后恐怕还要抢考题。
一些数据已经能看到这种集中的趋势了：
比如，在9月底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提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占了全国58.8%的研发经费和81.1%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长三角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2025年同比增长38.3%。
企业肯自掏腰包做基础研究，往往说明产线上遇到的问题，已经难到靠工程师修修补补解决不了，只能往底层原理里找答案。
而且，现在政府自己也是出题人。
《意见》单列了“场景驱动创新”，支持地方在政务服务、智慧城市、乡村建设等领域开放应用场景。过去不少地方谈场景，主要还是招商和产业落地；这次则进一步把场景变成了科研的考卷。城市道路、医院、工厂、农田，都不只是技术最后落地的地方，也可以是最初提出问题的地方。
再往实处说，还有空间问题。
实验室做出样品以后，往往需要中试，而中试要层高、要荷载、要排放许可，最好还离实验室不远。可很多城市的大学在主城，产业园在几十公里外，中间这一段长期没人接。谁能在主城边上腾出一块适合做中试的地，让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的人经常碰面，谁就握住了深度融合里非常实际的一环。
创新并不总发生在宏大的规划里，有时候就取决于出题人和答题人一周能见几次面。
有人要问了，企业要三年见效，基础研究要坐十年冷板凳。让企业出题、投资人阅卷，科学家会不会都跑去做短平快的应用题？
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
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7.21%，虽然仍在缓慢提高，但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还有差距。如果所有科研都被要求尽快变成订单，最后当然可能没人愿意研究那些暂时看不到用途的问题。
但我们想讲一个故事：
一百七十年前，法国里尔有个酒厂老板，用甜菜酿酒，有几个发酵罐酿着酿着就不出酒精了，罐里的汁子发酸，像放坏的牛奶。一年的买卖眼看要黄。巧的是，老板的儿子正在当地念书，他便找到了儿子的老师——里尔大学理学院院长路易·巴斯德。
巴斯德这个专家一出手，发现发酵并不是单纯的化学反应，而是微生物的活动。
后来的巴氏消毒法、疫苗，乃至整门微生物学，都和这段经历有关。
题目是酒厂老板出的，答题的是大学里的科学家，答案却可能是最基础的科学。
企业提出的问题，不一定浅薄；
基础研究的灵感，也不一定只能来自科学家的书斋。
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1949年成立，如今有3万多人、70多个研究所。它长期实行一种合同科研模式：政府提供的基础经费不超过合同科研预算的三分之一，其余至少三分之二需要从企业和公共项目中竞争获得。2025年，其产业收入达到9.66亿欧元。
德国人把市场请进科研体系七十多年，并没有因此只做短平快的生意。
还有近几年最热的AI，恰恰主要是企业推出来的。
谷歌提出Transformer，OpenAI把scaling law、指令微调和产品化一路打通，之后又是几家科技巨头和创业公司把模型能力迅速推高。企业在这里既出题、又答题，甚至自己阅卷。
这也说明企业并不天然只会做短平快的应用，市场走到技术前沿以后，也会逼出基础研究。
真正的难拿捏的还是阅卷尺度。
让投资人参与，不等于让投资人一票定生死。学术眼光和产业视角怎么平衡，短期市场和长期价值怎么兼顾，科技日报自己也承认，这仍是一道没有解完的题。
科学家擅长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意思”。
往后，同一张桌子上会有人追问“这个答案有没有人要”。前一个问题保护科学不至于沦为接单，后一个问题提醒科学不要只在纸面上循环。
两句话能在同一间屋里同时被问出来，深度融合才算真的开始。
对城市也是一样。以后评价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除了数它有几所大学、几个实验室、几块国家级牌子，大概还得多问一句：
这座城市，能出多少道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