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生活的时代，正是雅典文明的崛起时代。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写道，雅典人民“相信自己是身具神职的民族，在大饥荒时期，阿波罗曾赋予他们代表所有希腊人和野蛮人宣誓的权利……他们不仅最先种植了橄榄和无花果，还发明了法律和正义”。
詹姆斯·米勒在《经过检视的人生：从苏格拉底到尼采》一书中写道：“事实上，他们还发明了‘哲学’。”
苏格拉底被视为第一个以哲学家身份著称的人，《经过检视的人生》中写道：“虽然他生长在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但古代文献一致认为他的出身或成长经历并没有什么闪光点。他是苏浮洛尼思克思和法依娜里特所生的孩子，他们分别是一名石匠和一位助产妇。苏格拉底生来便是雅典公民，属于阿罗皮斯区。他外在的生活条件平凡无奇，据说他的家庭既不富有也不贫穷。”
但苏格拉底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他的内在体验非同寻常。苏格拉底能听见其他人都听不见的声音。有些时候，这声音命令他停止正在做的事，改变他的行为方式。据柏拉图——我们关于苏格拉底的几乎所有信息的主要来源——所说，苏格拉底认为这声音是他独有的，仿佛是一种超自然的守护神单独指引着他。这声音令苏格拉底感到惊奇和不安，使他远离众人。自童年起，他就感到孤独和与众不同，他独立地生活在以集体意识为荣的集体中，这种集体意识生动地表现在习俗礼仪和传统宗教信仰里，并在一系列体现了新的民主理想、新的集体自治形式的政治机制中达到了顶峰。”
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城邦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书中写道：“在领导希腊城邦联盟在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及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等战役中打败波斯帝国并取得胜利之后，雅典城联合为一个民主政体。雅典城和平地将政治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本地出生的男性居民，并开创了开明的法治模式。与此同时，雅典建立了对诸多海上殖民地和附属希腊城邦的广泛霸权。得益于帝国提供的贸易和贡品，这座城邦蓬勃发展，并培养出地中海东部最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一支装备奢华的海军，辅有步兵和骑兵。作为希腊语世界事实上的领导者，雅典也领导了希腊的教育，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教师。”苏格拉底也被这样的城邦气氛所感染，公元前432年，他参与了波提狄亚围城战。
当然，即使是全盛时期，雅典的政治也存在分歧。“其中一派提倡将政治权利和义务扩展到每一个公民身上，无论他们多么贫穷。这个公开宣扬民主的党派由伯里克利领导，他是城邦选举出的最高统帅，在公元前5世纪40年代和30年代，他是雅典不容置疑的领袖。伯里克利是一个雄辩家，他用强大的天赋为普通公民自治奠定了基础。作为回应，一些较为富有的雅典人——像富人经常做的那样——为了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斗争；他们诋毁雅典平民的才智，时而还会称赞其他希腊城邦（如斯巴达）的专制制度。”
历史并未记载苏格拉底到底站在这场争论的哪一边，尽管雅典一直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人们只是知道，“在履行过成年公民义务之后的某个时候，苏格拉底开始表现得奇怪。他无视习俗，拒绝跟随父亲做一个石匠。苏格拉底整日思考如何过上可以想象的最好的生活，而不是将精力放在如何靠雕刻石头谋生上。”
苏格拉底成年时，雅典聚集了来自希腊各地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收费演讲的各路理论家，他们的观点五花八门，但有些看起来并不靠谱。柏拉图认为，正是苏格拉底对这些人的不满，使得他独辟道路，独立地提出了关于最好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却不太一样，他主张苏格拉底所受的启发主要来自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书中写道：“‘认识你自己’也许是德尔斐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句箴言（另一句是‘凡事勿过度’），这道训令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中，最著名的是出现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违背宙斯的意愿，从众神那里盗走圣火赐予人类；尽管因为放肆行为而受罚，普罗米修斯依旧顽固反抗，这惹得海神俄刻阿诺斯勃然大怒，他发出训诫，让普罗米修斯通过遵从宙斯的意志而‘认识自己，让不成熟的行为举止顺从规范’。换言之，要认清自己的界限。”
苏格拉底的人生，被詹姆斯·米勒总结为“一种神圣的探索——一个史诗般漫长的求索，意欲揭示神的旨意。”他甚至不惜为此而停止参与任何公众事务，这在当时是绝对异类，因为“依照伯里克利曾明确表达的一条普遍流行的信念，缺席公众事务将使一位公民‘毫无用处’。”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苏格拉底的“思考人生”，书中写道：“用柏拉图的比喻来说，他像一只‘牛虻’——总是惹人发怒。也许是因为受到神圣使命感的庇佑，他沉静而自信，但他也明显处在自我怀疑之中，不断地公开表示自己缺少智慧。在批评者眼中，他招摇于众的谦逊颇为可憎，甚至显得虚伪：苏格拉底不正是像那些雅典贵族一样，摆出一副隐忍克己的斯巴达姿态，以此显得高人一等吗？”
詹姆斯·米勒认为，“这也许是苏格拉底的个性中最令人困扰的一面。他越是揭露各种所谓专家的无知，试图证明神是对的——同时也坚称自己缺少知识——他就越是受到凯勒丰等追随者的钦佩，他们将他尊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过”，《经过检视的人生》正是由此而起。詹姆斯·米勒检视了一众后继者的人生——柏拉图、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卢梭、康德、爱默生和尼采……
尽管他们都是哲学万神殿里最闪耀的人物，仍然未必能过好这一生，以至于詹姆斯·米勒坦言：“重述这些特定哲学家的生活唤起了许许多多超乎我意料的反应——不仅仅是敬畏和钦佩，还有遗憾、懊恼，甚至还有少数几个例子引我发笑，令我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詹姆斯·米勒并没有将哲学家奉若神明，没有将之视为人生榜样，更没有试图在哲学家的生活里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他在书中描绘了具体而微的生命现场，探看理想与现实交织下的复杂人性：柏拉图冒着声誉尽毁的风险远赴叙拉古，试图将一位年轻的暴君塑造为“哲学王”；一生倡导简朴与内心宁静的斯多葛哲人塞涅卡，私下里却坐拥着罗马帝国屈指可数的巨额财富；以极度理性著称的康德，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苦苦对抗疑病症的纠缠……
苏格拉底呈现了一种高度的哲学理想，即理性对肉身的绝对掌控，即使面对死亡也不改初衷。“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普遍假定哲学家的生平能作为某种特定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的实际例证”。但在古希腊时代，试图效仿苏格拉底并以哲学入世的后继者都遭遇了失控甚至失败。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在强权面前幻灭，亚里士多德也只能依附于帝国权力，哲学属于精英，但精英步履蹒跚。即使是斯多葛学派的代表塞涅卡，也不免人生挣扎，奥古斯丁则在《忏悔录》中诚实记录自己的撕裂。苏格拉底倡导的理性，早已不是哲学的全部，而是被焦虑所取代。
蒙田让哲学理性与世俗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他不再主张压抑自身，而是接受自我的恒变。深入检视自我不再被视为精英阶层的哲学思考，而是普通个体面对焦虑的哲学选择。
卢梭和康德延续了对“人”的关注，一方面强调人的纯粹性和个体权利，一方面又强调人的理性和尊严，强调人的主体性。到了尼采的时代，哲学则面临着理性的消解。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由神到人，再由人到“非人”的过程。苏格拉底和尼采是书中人物的“一头一尾”，也恰恰处于哲学思维的两个极端。《被检视的人生》恰恰以这个过程为脉络，讲述哲学家的人生。
苏格拉底将自我认知和塑造视为人类对自身灵魂中真善美的检视与挖掘，哲学是理性与自省，但尼采强调的则是“成为你自己”，检视不是为了服从于理性，而是超越旧价值观，得到新生。这种根本性转变基于不同时代的精神困境，苏格拉底面对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盛极而衰，尼采则面对“上帝已死”的虚无主义危机。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精神危机同样存在甚至更为剧烈，检视人生是为了自我的清醒认为，也关乎个体的未来。
当然，能做到检视人生的总是少数。书中写道，在雅典城邦，“似乎所有人都比苏格拉底更加无知。然而，和苏格拉底不同，他们大多扬扬得意，毫不焦虑；虚荣自负，毫不谦逊”，当下也一样，庸众总是在蔑视和嘲笑清醒的人。
但即使如此，“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仍然是值得珍惜的真实，没有这样的思考，人类又如何在当下的纷繁中认识到自己是谁、人类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