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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前美军特战司令：美国最大的迷思——总以为自己战无不胜｜IPP编译》

【导读】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出席一项海军造船项目启动活动，面对美军官兵及军工企业代表，再次宣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其他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还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为例，强调美军“无可匹敌的作战能力”。然而，就在特朗普大力宣扬美军实力之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持续七个多月，战争的政治结局仍不明朗。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战后八十年的战争史：从朝鲜战争的僵局、越南战争的失败，再到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旷日持久的泥潭，既然坐拥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为何屡屡难以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

近日，美国海军退役上将、前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威廉·麦克雷文（William H.McRaven）在《外交事务》发表长文。麦克雷文于1977年至2014年在美国海军服役，曾指挥2011年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的突袭行动。作为亲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美军将领，麦克雷文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误判，是高估自身武力所能实现的政治目标，将战术胜利误认为战略成功的保证。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原本得益于明确的战略目标、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审慎的军事部署，却反而助长了美国对资深技术优势的迷信，使其在此后的阿富汗、伊拉克乃至伊朗战争中不断重蹈覆辙。

在其看来，“战无不胜”的战略迷思正与美国国内的结构性变化相互强化：总统权力日益个人化，军队领导层政治化削弱了专业军事意见的独立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则进一步助长了军事力量无所不能的幻想。这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的问题，却可能在未来导致美国采取更危险的战略冒进，并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伊朗战争并非美国决策者首次忽视自身力量的局限。但自2月28日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动用武力，却格外鲜明地暴露了近几十年来美国战略中反复出现的一种错误。这场战争缺乏明确的开战理由，目标也不断变化：从推翻伊朗政权、遏制其核野心，到最近试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条海峡直到战争爆发后才被关闭。不出所料，这场战争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给中东地区带来了不利影响。

然而，如果只关注美国在伊朗犯下的错误，就会忽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在其任期结束后仍将持续。尽管美国在伊朗的具体失误可能源于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不足，但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高估军事力量的作用，已日益成为美国战略的一个突出特征。

美国长期不愿正视自身力量的局限，由此导致了冷战期间一系列重大战略失误，其中越南战争就是最典型、后果也最严重的例子。然而，尽管美国似乎一直在努力汲取过度使用武力的教训，却始终未能摆脱一种迷思：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能够带来胜利，并以此实现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的目标。这种迷思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在过去25年里。

不幸的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忧，这种迷思在未来几年还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对总统权力的制约不断削弱，总统权力日益个人化。军队、外交和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则使决策者越来越难以获得客观、中肯的建议，尤其是有关风险和代价的坦诚警告。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新型武器技术的发展，又使美国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全面掌握战场态势、控制战局，从而助长了超级大国的傲慢自负。如今，过度使用力量造成的损害越来越难以弥补，而战略冒进的风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赢得每一场战斗

1975年4月，美国代表团成员、负责处理越南战后事务的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上校在河内与北越军方代表图（Tu）上校会面。萨默斯说：

“你知道，你们从未在战场上击败过我们。”

图上校回答道：

“也许是这样，但这并不重要。”

后来，萨默斯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越南战争研究著作——《论战略：对越南战争的批判性分析》（On Strategy: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这本书的核心结论很简单：美国的力量存在局限，而忽视这种局限将付出巨大代价。战争始终是人类意志的较量，受到勇敢与怯懦、恐惧与振奋、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无论一支军队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优势，都无法保证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哈里·萨默斯所著《论战略：对越南战争的批判性分析》，该书从战略层面反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图源：企鹅兰登书屋。

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军官的必读书目，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萨默斯与图上校会面的两年前，我加入了得克萨斯大学的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当时，美国的征兵制刚刚结束，西贡尚未陷落，但越南战争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军校学员讨论的焦点。在研究美国的失败时，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原本的一项重大优势，竟然变成了致命的弱点：我们始终坚信，美利坚合众国必须赢得战争，因此也必然能够获胜。我们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朝鲜战争中，我们至少顶住了朝鲜和中国军队的进攻，打成了平局。因此，我们相信，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一定能够赢得越南战争。

相信自己能够获胜固然重要。这种信念能够鼓舞士气，并维持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但是，如果取胜的决心没有建立在正确的政策判断之上，错误地认为技术或火力优势能够克服战争固有的种种阻碍，从而无视战争的基本原则；如果把战术上的成功视为取得战略胜利的必然途径；如果人员伤亡和财力消耗不断攀升，而战争正当性的依据却逐渐瓦解，那么就必须重新审视既定战略。

然而，在越南战争中，面对不断增加的损失，美国给出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更多”——投入更多军队、投下更多炸弹、花费更多资金。对美国而言，输掉战争被视为对其所信奉的一切价值和原则的彻底否定。因此，尽管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美国仍然坚持继续作战。直到1975年，美国仓促撤离西贡，战争最终落下帷幕，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几乎赢得了每一次小规模交火、战斗和战役，却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

1977年我加入美军时，军队仍深陷越南战争结束后的困境。所谓的“和平红利”意味着军队人员和经费的大幅削减。各军种的战备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陆军兵员减少了6万人，海军舰艇数量也从约650艘降至略高于500艘。与此同时，向全志愿兵役制的转型也困难重重：军队内部吸毒问题和种族关系紧张现象严重，高级军官与基层士兵的士气普遍低落，新兵则缺乏基本的军事技能。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启动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和平时期扩军计划。在其八年任期内，美国国防开支增长了35%，并大规模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包括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布拉德利”步兵战车、“阿帕奇”和“黑鹰”直升机、F-15和F-16战斗机、B-1轰炸机以及E-3“哨兵”预警机。

海军舰艇规模也逐步恢复至接近600艘，包括15艘航空母舰、100艘攻击型潜艇，以及装备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与此同时，军人薪酬得到提高，征兵目标得以实现，军队各项标准也重新得到确立。

同样重要的是，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Goldwater-Nichols Act）。这部法律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军的组织和指挥体系，包括强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作用，确立各地区作战司令部司令作为实际作战指挥官的地位，推动各军种联合作战力量的整合，改进联合规划和装备采购机制，并促成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成立。

到1990年，我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的那支军队已经焕然一新。我们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而最重要的是，拥有出色的领导层。

1990年7月，我从圣迭戈出发，前往西太平洋执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例行部署任务。（这里指的是1990年爆发的海湾危机，以及随后美国主导的“沙漠盾牌行动”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

当时，我担任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一支特遣分队的指挥官，隶属于第五两栖舰艇中队和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支重振旗鼓的美军及其文职领导层即将迎来一场重大考验，而这场考验也将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是否真正从越南战争以及此前其他失败的军事行动中汲取了教训？

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Saddam Hussein）下令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入侵发生后数小时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召开会议，向总统提交了多种应对方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强调：

“这是战后国际体系面临的第一次考验。随着两极格局逐渐松动，这种事情才有可能发生。如果萨达姆得逞，其他人也可能效仿。”

幸运的是，当时美国领导层的实力和经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领导能力在战争时期尤为重要。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也就是老布什）总统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军飞行员，在硫磺岛附近被击落，最终由一艘美国潜艇救起。因此，布什深知战争意味着什么。此后，他先后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实际上相当于驻华大使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在就任时拥有比他更丰富的国家安全事务经验。

同时，布什仍然在身边还汇聚了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外交官、军官、情报专家和战略思想家，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等众多人才。

1990年8月15日，美国总统老布什与高级军事和国防官员举行会议，讨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军事应对。图源：美国总统历史资料。

负责领导对萨达姆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由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上将指挥。施瓦茨科普夫曾参加越南战争，因英勇作战三次获得银星勋章，并因战斗负伤两次获得紫心勋章。从越南战场归来后，施瓦茨科普夫曾反思道：

“没有什么人比经历过战争的明智之士更加反对战争了……当他们准备再次派我上战场时，我就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这值得吗？’当一支军队开始停下来质疑战争是否值得时，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处境。”

坦诚地面对“这值得吗”这个问题，是优秀领导者必须履行的职责。布什仔细权衡了对抗萨达姆所需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风险，最终认定这场战争值得一打。随后，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共同制定了目标明确的战略，并为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争取到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事实证明，这成为美国近代历史上政治与军事力量运用得最为成功的范例，因此值得我们深入回顾其成功的原因。

海湾战争的成功建立在几项基本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战略的核心。首先，美国应当从一开始就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军事上，占据制高点意味着面对敌人时掌握优势地位；而占据道义制高点，则意味着能够证明这场战争值得一打。凭借这种道义优势，领导者能够鼓舞军队士气、动员公众支持，并团结盟友。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布什立即下令向该地区部署军队，并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在沙特境内建立军事存在，以备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尽管布什仍希望避免冲突，但他认为，“波斯湾的局势与20世纪30年代莱茵兰地区的局势颇为相似，当时希特勒公然无视《凡尔赛条约》，直接出兵进驻该地区”。

然而，布什也清楚，他必须说服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使他们相信，无论他采取何种行动，都将符合道义、具有合法性，并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布什及其团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努力，争取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欧洲盟友以及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尽管布什对联合国持怀疑态度，但他仍积极推动联合国通过多项决议，谴责伊拉克的入侵行为，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并授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他也努力争取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最终，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认可了他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尽管布什认为，作为三军统帅，即使未经国会批准，他也有权调动军队，但他仍主动寻求并获得了国会的支持。

1990年11月21日，沙特阿拉伯，美国总统老布什与沙特国王法赫德举行会晤，讨论伊拉克问题。图源：美国老布什总统图书馆

其次，布什及其政府认识到建立国际联盟的重要性，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可以独自采取行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行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机向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号。萨达姆的入侵为塑造一种被布什政府部分官员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国际格局提供了契机。在这种秩序下，侵略行为将遭到国际社会的集体回应；大国即使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也能够携手合作；联合国和国际法将发挥关键作用，而不是被置于一旁。布什充分利用自己在长期公职生涯中建立的良好人际关系，争取到了广泛支持，包括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沙特国王法赫德（Fahd）、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以及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任国务卿贝克也展开了一系列穿梭外交，奔走于世界各地，推动更多国家加入这一联盟。

最终，美国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战争的大部分费用也由其他国家承担。最终组建的多国联军共有来自36个国家的75万名军人，其中包括54万名美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军。尤为重要的是，这支联军还包括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叙利亚、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和巴林等国军队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联盟并非易事。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打趣道：

“只有一件事比与盟友并肩作战更糟糕，那就是没有盟友而孤军奋战。”

但布什深知，国际支持不仅能够赋予军事行动合法性，也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这向萨达姆和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第三，布什及其顾问坚持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确保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相互协调。在政治层面，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国际法、恢复地区和平；军事目标则服务于这些政治目标。多国联军的任务是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减少己方伤亡、维持联盟团结，并控制战争持续时间。美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联军不会向巴格达推进，也不会与伊拉克军队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

然而，即使战争目标如此有限，美国的文职和军事领导层也没有幻想胜利能够轻易取得，或是不必付出代价。要将决心坚定、占据有利地形的敌军驱逐出去，就必须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并做好投入地面作战的准备。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On War）中所强调的，防御强于进攻，因为防御方只需守住并保护已有阵地，而进攻方则必须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他认为，只有凭借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才能克服防御所具有的天然优势。

当时，伊拉克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保卫其在科威特占领的土地。他们控制着当地的地形，地理条件对其有利，而且在与伊朗长达八年的战争后，已经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作战部队。然而，切尼、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深谙战争的基本原则。他们有着明确的作战目标，将美军火力集中于最关键的地区，在次要方向上承担一定风险，并做好了通过机动作战打击敌人的准备。同时，他们也坚定地认为，一旦实现既定目标，就应当撤军，而不能让战争持续过久。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投入地面部队，而且需要大量地面部队。美国军方和文职领导层都清楚，仅凭空中力量不足以击败伊拉克军队。早在战争初期，切尼就指出：

“空中作战的历史表明，这种作战方式并不是特别成功。”

鲍威尔也表示赞同：

“要进一步遏制伊拉克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行动，就需要美国投入地面部队……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美军必须投入大部分兵力，而且这种投入不能仅仅维持一两天。”

如果说我从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汲取了一条重要教训，那就是：要击败敌人，就必须踏上敌人最看重的土地，并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正因如此，亚历山大大帝进军波斯，征服者威廉跨越英吉利海峡入侵英格兰，成吉思汗率军进入中国，谢尔曼将军向亚特兰大进军，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美国军队则挺进科威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以色列军队会进入加沙和黎巴嫩，以及为什么俄罗斯只有控制基辅，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但正如切尼所警告的：

“只有做好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准备，我们才应该发动战争……问题在于，美国民众对战争的容忍时间可能很短。”

1991年1月17日凌晨2时38分（巴格达时间），美国主导的“沙漠风暴”行动以空袭拉开序幕。经过43天的空中作战和100个小时的地面作战，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均已实现。伊拉克军队被逐出科威特，大部分美军也很快踏上了归途。

布什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正在做一件正当的事，一件有益的事。越南战争的阴影很快就会被我们抛在身后。”

1991年2月27日，科威特国际机场，伊拉克军队撤离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轻型装甲车进入机场，右侧可见一架CH-53“海上种马”直升机。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未能汲取的教训

“沙漠风暴”行动确实成为美国军事力量重振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带来的变化却并非应有的方向。这场战争原本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真正汲取如何有效运用武力，以及军事力量能够和不能够实现什么目标的教训。然而，战争的胜利反而激起了一股胜利主义浪潮。当我结束“沙漠风暴”行动返回美国时，我曾在行动中指挥一支特种作战部队，能够明显感受到弥漫在军中的狂热情绪：我们终于再次成为胜利者。这场胜利令人陶醉，也让我们重新陷入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凭借美国的强大实力，我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

进一步助长这种狂热情绪的，是美军在对伊作战中展示出的先进技术。精确制导弹药能够从2万英尺（约6100米）的高空，将一枚500磅（约227公斤）重的炸弹准确投向移动目标。“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数百英里外的舰艇和潜艇上发射。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能够引导一个步兵营在夜间穿越平坦的沙漠，准确抵达指定地点；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则能够探测到伊拉克军队的机动情况。数字化指挥控制系统可以提供计算机生成的空中任务指令、安全的卫星通信以及数字化作战规划工具。

在军事史上，从未有哪支军队能够像美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那样，如此精确地掌控战场态势。在这场胜利的基础上推动一场军事革命，进一步改进美国的作战方式，本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然而，这段经历也助长了一种广泛流行的观念，即技术能够克服战争中固有的种种阻碍、代价和风险。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军事行动与“沙漠风暴行动”胜利后形成的信心，以及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秩序的乐观期待相一致，主要致力于维护国际规范、减少人道主义灾难。这些行动有的取得了成功，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科索沃的军事干预；有的则不那么成功，如索马里的军事行动。

然而，“9·11”事件之后，美国未能正确汲取海湾战争教训的问题变得尤为明显。我们始终未能充分认识美国实力的局限，也没有真正理解军队能够实现什么、无法实现什么。阿富汗战争最初有着合理的出发点，却逐渐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战争目标不断变化，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相互脱节，而塔利班则凭借在本土作战的优势顽强抵抗。即使美国特种部队成功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之后，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仍在不断调整。

2021年8月19日，从阿富汗喀布尔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撤离的民众坐在美国空军一架C-17运输机的机舱内。随着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美国结束了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图源：美国空军

一如既往，美军的真正优势在于我们的官兵。他们勇敢、守纪，熟练掌握先进技术。我们犯过错误，但从不缺乏战斗意志，也不缺少战术层面的胜利。在整个战争期间，公众对美军的支持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我们误以为，最初迅速取得的军事胜利，可以延续到平息叛乱、开展反恐行动乃至国家建设等远为复杂的任务中，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为了避免让自己在批评美国战略时显得过于自以为是，我也必须承认，作为阿富汗战场上的一名指挥官，我同样陷入了这一误区，曾以为投入更多部队、更多武器和更多资金，就能解决那些最棘手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手段并不能奏效。

伊拉克战争的开战理由从一开始就更加站不住脚，随后又逐渐演变成一场兵力不足、国际联盟规模有限、行动时间表不断调整的反叛乱与反恐战争。我们的官兵再次展现出美国人民所期待的一切优秀品质，但我们的领导人却一再无视战争的基本原则。由于战争所依据的情报存在严重缺陷，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十分有限，我们所宣称的道义正当性因此受到质疑。与此同时，美国的战争目标也从推翻萨达姆政权，转向试图建立一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我们或许怀着崇高的初衷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而从长远来看，我们试图播下的自由种子也可能最终生根发芽。但截至目前，美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损耗了军事实力和官兵生命，也损害了国家安全及国际合法性。

近乎不可战胜的幻觉

然而，尽管有这些近年的教训，特朗普政府的几位关键成员在今年早些时候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似乎仍未表现出足够的谨慎。

必须明确的是，随着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力量瓦解、黎巴嫩真主党遭受重创，以及伊朗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削弱，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会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此外，美军此前在委内瑞拉采取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军事行动，成功抓获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这次行动中，美军以惊人的速度、打击能力和勇气突破了极为先进的防御体系。这使美国决策者再次相信，凭借先进技术的强大威力，以及美军官兵的勇气和丰富经验，美国几乎不可战胜。

然而，自1979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没有尝试通过军事行动推翻伊朗政权，这并非主要因为缺乏决心或政治意愿。真正的障碍在于，发动此类战争面临着国际合法性、组建联盟、地理条件以及敌方抵抗意志等多重挑战。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权更迭这样宏大的目标，美国势必需要投入地面部队，而这一现实本身就足以令决策者望而却步。

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没有认真争取国际合法性。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糟糕的是，战争初期的一次空袭出现失误，击中一所伊朗小学，造成120名学生死亡。战争中难免发生错误，但拒绝承认错误，只会进一步激化敌意和报复情绪，并使我们原本可能拥有的道义基础荡然无存。

特朗普政府没有提前向美国的任何盟友通报即将发动的军事打击，尤其没有通知与伊朗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导致美国从战争伊始就缺乏地区国家的信任。

后来，当特朗普总统寻求盟友支持，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时，却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冷淡回应。这种拒绝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特朗普此前对欧洲领导人的强硬态度早已广为人知。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最初宣称要实现政权更迭，但后来特朗普却告诉记者，他从来就不在乎是否推翻伊朗政权。政府曾声称，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因此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予以阻止。然而，当特朗普后来被追问这一问题时，他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些担忧已无关紧要，因为伊朗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核尘埃”。在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恢复海峡通航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和外交努力的首要目标，但特朗普又向全世界宣称，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美国并不需要那里的石油。战争目标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我毫不怀疑，美国的军事规划人员清楚地认识到，仅凭空中力量难以实现美国在伊朗的战略目标。这本应向白宫发出一个明确信号：除非美军计划入侵伊朗，否则就不太可能取得胜利。

地理条件始终是一个制约因素。在我近40年的军旅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中东度过的。我从未遇到过哪位将军或海军上将，在谈论伊朗时不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而言，这条海峡就是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也是无论局势如何变化都能发挥作用的最后王牌。此外，伊朗领导层处于防御方的地位，他们只需要守住阵地、保护自身，就能够赢得战争。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美军几乎不可能踏上伊朗人最为珍视的土地，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同样受到敌人抵抗意志的制约。1980年至1988年，伊朗与伊拉克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造成数十万伊朗人死亡。因此，从这场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应该清楚，伊朗人必然会奋起抵抗，而且抵抗将十分顽强。如今，伊朗的狂热强硬派掌握着舆论叙事的主导权，而他们正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战。

力量的局限

如此严重地未能认识和理解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美国历史乃至更广泛的军事史上都不是新鲜事。每当军事技术发生革命性变革，从骑兵到摩托化部队，从单发滑膛枪到加特林机枪，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领导者总是迫切地希望相信，技术进步能够使他们摆脱战争基本规律的制约。随着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的能力日益增强，我们便迫切地希望相信，地理条件已不再重要。随着新媒体使我们能够看到敌对国家民众的普遍愤怒情绪，我们便迫切地希望相信，无须承担太大风险或投入太多资源，就能够推动这些国家发生变革。而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战术决策的速度，我们又迫切地希望相信，过去积累的军事经验和教训已经可以置之不理。然而，这些想法都不过是幻想。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几种结构性趋势，表明这一问题不仅不会得到改善，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无论眼下伊朗战争的教训看起来多么深刻。

首先，总统的领导方式日益个人化，对领导者个人的忠诚逐渐凌驾于对制度和机构的忠诚之上。当那些本应为总统提供最佳军事、外交、经济和情报建议的机构由总统的亲信掌控时，这些机构提供的建议就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扭曲，以迎合总统本人的意愿。这无异于为灾难埋下祸根。领导者需要的是未经粉饰的事实和尽可能中肯的建议，无论这些建议是否符合其个人立场。行政部门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届政府，尽管国会偶尔会发出反对声音，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将会改变。在这方面，特朗普或许是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但他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位受到这种权力诱惑、又几乎不受制约的总统。

军队领导层日益政治化，则进一步加剧了总统领导方式个人化所带来的危险。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正在对军队领导层进行的清洗，将在未来多年损害美国文职领导层与军方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赫格塞思已经迫使几乎所有军种的高级军官离职，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参谋长。

赫格塞思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军官晋升，亲自将数十名军官从晋升名单中除名，而且往往不作任何解释（尽管其中似乎有异常高比例的军官曾在某些领导人手下任职，而这些领导人被视为特朗普实现国内政治目标的障碍）。尽管留任的军队领导人总体上仍会恪尽职守，尽力向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文职领导层提供最中肯的建议，但这场清洗势必产生寒蝉效应，削弱高级军官坦诚建言的意愿和能力，尤其是在涉及使用武力的代价及其所能实现目标的局限性时。

最后，从人工智能、无人载具到机器人技术、网络和天基系统，各种新技术的迅速应用，将再次使人们轻易陷入一种幻想，认为可以无视战争的基本规律。技术始终是影响战争方式的重要因素，每支军队都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杀伤能力、生存能力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然而，尽管这些能力不可或缺，却不足以克服战争基本原则所带来的制约。领导者必须正确认识技术的本质：技术只是一种赋能手段。它能够提高军事力量的运用效能，却无法弥补那些最初将我们拖入冲突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问题。

即使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

如今的美军是世界历史上最出色、最专业的武装力量——没错，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自身力量的局限。

我们的力量将受到道义正当性不确定性的制约。如果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令人怀疑，甚至根本站不住脚，那么建立国际联盟、鼓舞军队士气、维持民众支持，以及动摇敌人的抵抗意志，都将变得十分困难。正是这方面的失败，解释了为什么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波斯人，英国人在格拉沃利讷海战中击败西班牙人，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军队击败英国人，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国人，越南人击败法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如今乌克兰人正在击败俄罗斯人。尽管占据道义制高点并不能保证取得军事胜利，但它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我们的力量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地理条件始终是决定军事交锋结果的关键因素。每一位军事领导者都清楚，地形决定了敌人将如何作战、在哪里部署兵力，以及如何为部队提供补给。海洋和河流构成阻挡进攻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地形和水道则会限制进攻方的机动能力、阵地控制能力、补给能力以及力量投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带来的挑战，与英吉利海峡、莱茵河或伏尔加河并无二致。

我们的力量将受到敌人抵抗意志的制约。每一个国家的民众之中，都潜藏着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被唤醒，他们便会在正义感、求生欲望或二者共同驱使下奋起抵抗。入侵者、侵略者以及率先发动攻击的一方，都会激起其试图安抚的民众强烈的本能反抗。永远不要低估敌人的抵抗意志——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犯下的错误。

我们的力量还将受到不愿投入地面部队这一现实的制约。没有哪个美国人愿意看到本国的年轻士兵牺牲在异国战场上，但有时，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这种牺牲是必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0万名美国年轻士兵被派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500万名美国军人与纳粹作战，并在太平洋战场上逐岛推进，向日本进军。在这两场战争中，人类都因他们的牺牲而受益。当然，如果对一场战争是否具有道义正当性存在任何疑问，领导者就会犹豫是否应当全力投入。而这种犹豫，往往会导致失败。

2026年9月，阿拉伯海，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图源：路透社。

我们的力量将受到时间的制约。这并非美国独有的局限，但我们似乎比大多数国家更容易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有人说，俄罗斯人宁愿吃草，也不会屈服。而美国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则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厌倦战争，最终选择撤离。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现实：美国的民主制度决定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必须获得公众的持续支持。即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年轻士兵送上战场，随着人员伤亡和经济代价不断增加，这些损失也可能很快超过全社会对继续作战必要性的认同。

最后，我们的力量还将受到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素质的制约。如果缺乏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无法认识到确立行动合法性、建立国际联盟、制定明确且可实现的目标、坚定完成任务，以及将战争持续时间控制在必要范围内的重要性，那么即使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也将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