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刘泊屿
2026年10月，一场汽车发布会引发了一场关于“老登”的争论：
小鹏的一位“00后”产品经理在介绍汽车设计时，多次用“老登”调侃老板和传统审美，声称要拒绝“登味”。言论引发争议后，她公开道歉。公司高管随后解释，这只是年轻团队对内部管理者的玩笑，原本希望展示一种更加平等、松弛的企业文化。
小鹏副总裁在微博上回应“老登”争议
在过去一两年里，“老登”一词迅速走出东北和网络小圈子，成为当代中国颇有意味的文化标签。它被用来调侃父母、吐槽老板，也常被引用以形容某种陈旧的审美、傲慢的言谈。从“老登文学”到“登味审美”，从“中登”“小登”到年轻人的自嘲，这个词的含义不断扩张。
一场商业发布会上，几句正流行的网络用语表达，何以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乃至批评？
或许因为“老登”早已超出一个网络热词的范围，触及了当下社会里浮动着的一种微妙的情绪——既隐隐“厌老”，又真真地“恐老”。这种情绪有其可以理解的来路，也有值得警惕的走向。
从“尊老”到“反老登”
在传统中国，年龄长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长幼有序”规定着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基本礼仪。长辈拥有更多经验，也通常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年轻人可以不同意长辈的判断，却往往需要顾及辈分，不便公开顶撞。
这种秩序有其历史上的合理性。在知识传播缓慢、生活经验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年长者积累的经验常常具有实际价值。一个人经历过多少春种秋收、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确实可能影响其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
但今天，知识更新和社会变化的速度，早已改变了经验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一个在过去取得成功的人，未必熟悉今天年轻人的就业环境；一套曾经行之有效的生活经验，也未必适合当下的社会条件。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人有时反而比长辈更早接触新的知识、工具与观念。
社会环境已经改变，某些代际交往方式却仍然延续着过去的惯性。于是，矛盾出现了——
年轻人说工作难找，长辈问是不是眼高手低、没认真找；年轻人说工作压力大，长辈劝他们吃苦耐劳，说“我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年轻人觉得未来充满未知、结婚意愿低，长辈斥责他们缺乏责任感……
长辈的这些话未必都出于恶意，有时确实是包含真诚的关心。但当经验被当成不容置疑的真理，关心被转化为干涉，交流就容易成为单方面的训诫。
“老登”之所以获得传播力，正在于它为年轻人的这种不满提供了一种简短、尖锐的表达：年龄不意味着自动赋予一个人指导他人的资格。
年轻一代不断喊着“老登、老登”，越来越愿意公开质疑传统的长幼秩序；而一些中老年人则开始感到，年龄和阅历不再天然受到尊重，甚至可能成为被嘲笑的理由。两代人似乎都感到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如果再谈深一层，社会上的某些代际矛盾，也与权与利的分布有关。决策权集中于资历较深的管理者手中，年轻人承担具体工作，却缺少参与决策的机会。管理方式、晋升机制、工作评价标准，可能长期由同一批人制定。如果缺乏正常的协商和纠错渠道，年龄便容易成为权力的外在标识。年轻人无力改变机制，便转而嘲讽掌握权力的人。
将复杂的社会不平等解释为“老人占了年轻人的便宜”，容易唤起情绪，但这表达有明显的认识陷阱：掌握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年长；处于弱势的人，也并不一定年轻。
比如，一个30岁的创业者可能比50岁的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多权力；再比如，即便都是老人，一位拥有充足资产的退休者，与一位依靠微薄养老金生活、年过七十仍需劳动的农村老人，生活处境却可能迥然不同。
当人们习惯于用年龄划分立场时，一些真正值得讨论的资源分配问题，反而容易被忽略。这或许是“老登”争论中需要进一步辨析的地方。
厌老情绪的另一面，是对衰老的恐惧
任何社会都存在代际摩擦。比如，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年龄歧视相当普遍。在覆盖57个国家、八万余人的相关调查中，约半数受访者持有中等或较高程度的年龄歧视态度。
与代际相关、相互之间的抱怨层见叠出，是常态。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批评某种行为逐渐滑向对一个年龄群体的整体否定。
今年8月，媒体披露了一起名誉权纠纷：一名年轻员工离职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为“四十岁的老登”，并附有其他贬损及未经证实的负面指控。法院在调解过程中指出，相关言论存在侵害名誉权的风险，最终双方达成调解，由员工发布道歉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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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公开批评他人的具体行为，与借年龄标签实施人格贬损，应当有所区别。当“老登”仅仅用于嘲讽傲慢、僵化、倚老卖老的行为时，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批评意味。但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年过四五十、不熟悉网络流行语、审美偏传统，就被认定为落伍、油腻甚至不值得尊重，语言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现在已经出现“小登”“中登”等自嘲称呼，甚至有人将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也归入“登”的行列。这虽然是互联网文化里的一种幽默表达，但也显示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年龄焦虑。
现代商业文化对年轻、速度和变化的推崇，加剧了这种焦虑。产品需要年轻化，品牌需要年轻化，企业管理需要年轻化，甚至一些与年龄关系并不密切的文化和公共话题，也习惯用是否符合年轻人口味作为评价标准。
重视年轻消费者、适应新的文化潮流，是正常的市场选择。但如果年轻化逐渐成为一种笼统的价值判断，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比如，一旦新鲜、灵活、进步都与年轻绑定，衰老就容易被理解为价值贬损。人们恐惧的或许不只是身体变化，还有失去工作、收入、社会关注和被需要的机会。
从中可见，厌老与恐老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联系：一个社会越不愿意接纳衰老，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越可能急于与“老”保持距离。
实际上，商业营销中的“年轻化”，还值得接受另一层审视：它究竟给年轻人带来了多少真实的参与权？
一家企业可以通过网络热词展示年轻、开放的形象，但能否让年轻员工参与决策、获得合理回报、拥有公平的晋升机会，显然需要更加具体的制度安排。
尊老之外，还需要更公平的社会安排
面对代际矛盾，呼吁相互理解总是必要的。但理解需要现实基础。如果不同年龄的人持续感到自己的机会、付出和尊严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仅凭礼貌和善意，恐怕难以完全消除隔阂。
尤其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代际关系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公共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养老、医疗、就业、家庭照护和公共财政的安排，都将越来越多地涉及不同世代之间的利益协调。
年轻人关心未来社会保障制度能否持续运行，关心自己需要承担怎样的缴费责任；老年人则期待在退出劳动市场后，能够获得稳定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这些诉求各有合理性，也需要在制度层面获得清晰回应。
因此，缓和代际冲突，首先需要更加透明、公平的公共政策。
养老保障应当持续关注城乡之间、不同就业群体之间的待遇差异，改善保障不足者的生活条件。同时，通过更加稳定的就业机会、合理的住房和育儿支持，减轻年轻人在建立家庭和规划未来时的压力。
职场则需要建立更加明确的能力评价与晋升机制，减少不合理的年龄门槛，使不同年龄的劳动者都能获得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发展机会。
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将一般报考年龄上限从35周岁放宽至38周岁，这是一项值得肯定的调整。希望能再接再厉。
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也有必要逐渐从单方面的指导转向更加平等的交流。父母可以向成年子女提出建议，但应当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年轻人可以坚持独立，也需要理解长辈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需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向，是创造更多真正平等的代际接触。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指出，教育、政策干预和代际交流都有助于减少年龄歧视。但交流能否有效，取决于双方是否拥有相对平等的地位，以及是否存在共同解决问题的机会。
学校、文化机构和公益组织可以开展跨代合作，企业可以让不同年龄的员工在具体项目中相互学习。年轻人熟悉新技术，年长者可能拥有深厚的专业经验、地方知识和生活智慧。双方共同完成一件事，通常比彼此讲道理更容易建立信任——当然，这里需要避免将所谓“代际合作”简单理解为年轻人教老人使用手机，或者老人替年轻人照看孩子。
你我都将老去
回到“老登”一词，它的流行未必说明中国社会已经普遍厌恶老人。网络语言自有夸张、戏谑的特点，年轻人的日常表达也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是一种集体态度。
但一个词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说明代际关系中确实存在一些尚未得到充分回应的情绪。
有人希望摆脱长幼秩序中的束缚，有人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社会尊重；有人认为过去的经验已经不再适用，有人则觉得自己半生积累的知识和付出被轻易否定。这些感受都值得被认真倾听。
而衰老本身，也不应成为人们需要不断回避和掩饰的事情。
一个人在20岁时拥有活力，在40岁时积累经验，在70岁时仍然可能保持好奇心、拥有创造力。人生的不同阶段各有局限，也各有可能。社会所需要的，是让这种可能性不至于过早地被年龄标签所遮蔽——而这点，需要社会各个层面合力行动。
今天的年轻人终将成为明天的年长者。我们今天怎样理解和对待衰老，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自己将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