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谈晟广，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谈晟广：谁的知识，定义了“昆仑”？》
编者按
昆仑刻石一度沸沸扬扬，谈晟广的这篇文章的起点也和它相关。但他没有局限于考古学本身，而是追问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之前，是谁的知识定义了这座圣山？
作者用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三组证据，将“昆仑”概念的源头引向印欧语系的“天”之观念，以及羌戎系族群对河源地理的切身认知。根据他的推论，秦人所认知的“昆仑”实为吸纳羌戎知识谱系的结果，而非中原原创。这或许可以打开我们对华夏地理认知的固有想象。
定义了“昆仑”？
（《读书》2026年10期新刊）
二〇二五年六月八日，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尕日塘秦刻石公布于世，同年九月十五日经国家文物局审定确认。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保存于原始地点，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依稀可辨的铭文显示，秦始皇曾遣方士前往“昆仑”采药，并于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车宿于此。这一发现，将秦人的足迹清晰地定格在黄河源区的扎陵湖畔，也为理解秦代对西北边疆的认知与经略，留下了全新的实物印记。
尕日塘秦刻石（线描图）
然而，当这块石头将“昆仑”二字实实在在地镌刻在黄河源头时，一个被埋藏了两千年的疑问也随之浮出水面：早于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张骞“凿空”西域的时代，究竟是谁的知识谱系，定义了这座华夏文明的圣山？
一、从“河出昆仑”到“伏流重源”
从《山海经》到《楚辞》，战国典籍中的“昆仑”，悬浮于神话想象与地理玄思之间，是华夏先民构建宇宙秩序的圣域图景，被赋予天帝居所的神圣性（“天帝所居”“百神之所在”）、河源起点的空间性（“河出昆仑”）和玉泉瑶池的物质性（“其上有玉泉、华池”）等多重属性。这一虚实交织的叙述框架，为后世将神话“昆仑”落地为地理实体预留了想象空间。
《尚书·禹贡》中，大禹治水传说中描述疏导黄河水道的关键语句“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虽然简短，却蕴含丰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意义，塑造了“积石”作为河源象征。积石，又分大积石山（所指乃今黄河源上游的阿尼玛卿山）和小积石山（今青海省循化县与甘肃省临夏州境西之间）。从现存文献证据来看，“河出昆仑”是伴随着“昆仑”观念同时在战国时出现的，后人征引大抵不出这两部先秦文献：其一，《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其二，《禹本纪》（已亡佚，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引文）曰：“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上有醴泉瑶池。”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程大昌，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绘制、淳熙八年（1181年）刊刻，绘制了《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山川及江河分布。图中右侧双线水波纹者为黄河，其河源处标有“大积石河源”（来源：csgpc.org）
此外，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的《尔雅》则说：“河出昆仑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黄。”意思是发源于昆仑的黄河，一开始水色是白的，多条水流汇入后，变成黄色。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纂、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的《淮南子·隆形训》则将“河出昆仑”与“导河积石”结合，明确指出河水出于昆仑山的东北山脚，入积石山，最终汇入渤海：“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
在战汉之际的古代中国，“河出昆仑”这一观念，是普遍的常识。
然而，“昆仑”究竟在何处？却长期无人指出具体所在。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言及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山“多玉石”，联想到昆仑“玉山”传说，遂认为于阗河发源于阗南山，向东流注入盐泽（今罗布泊），后潜流地下，再流入中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黄河源头：“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汉武帝听后，“案古图书”，命名“河所出山曰昆仑”，遂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323窟，初唐。作品描绘了汉武帝在甘泉宫礼拜金人、骑马送别张骞后，张骞持节率领使团穿越山川、前往西域的情景（来源：dunhuangcaves.org）
汉武帝和张骞首次将神话坐标落地为自然山脉，这也是今塔里木盆地与青藏高原交界处昆仑山脉名称的由来。然而，此举造成严重的地理认知错位：于阗河实为塔里木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注入罗布泊后断流，与黄河水系毫无关联。司马迁敏锐质疑：“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亲至西域，何曾见到《禹本纪》描述的昆仑神迹？
为调和塔里木河、罗布泊与青藏高原积石山（黄河传统正源）的地理矛盾，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进一步发展“潜行地下”说，认为发源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及于阗的河水汇入罗布泊，潜行地下至青海积石山复出，形成双源头结构：“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此说将新疆的塔里木河（于阗河）与黄河强行连接，形成“于阗南山/葱岭→蒲昌海（罗布泊）→地下潜流→积石山→黄河”的虚构水系。
《星宿海河源图》，清廷侍卫拉锡等探源人员勘察后绘制，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作品描绘了自星宿海西部至甘肃兰州段黄河源头干支流及周围的山川地理，是清代官方对黄河发源地的实地考察成果（来源：saac.gov.cn）
由此，黄河源的“伏流重源”已成定说，汉唐之间广泛流行。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解释“河”字时就认为昆仑山在敦煌塞外：“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说：“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禹记所云昆仑者焉。张骞使大宛而穷河源，谓极于此，而不达于昆仑也。”北齐魏收在《魏书·西域列传》中甚至称于阗“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早期地图虽不可见，但从南宋后期所刻《舆地图》则可管窥这种错误观念在后世的流行，图中，黄河的上游连接远在数千公里外的新疆蒲昌海、葱岭和昆仑山。
二、语言学的证据
既然“河出昆仑”的观念，与“昆仑”之名一样，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那么，“昆仑”这一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话说当年，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报告，把于阗南山钦定为“昆仑”。司马迁对此颇有疑虑，班固却更进一步，把帕米尔高原的葱岭也划入了黄河源头。其实，这两座山各有其名，“南山”不过是于阗南部山峦的统称，“葱岭”则因山上野葱丛生而得名（波斯语称其为“帕米尔”，意为平顶屋），它们与“昆仑”的本意毫无关联。倒是另外两座大山，名字的根底与“昆仑”暗中相关，那就是——“祁连”和“天山”。
说到“昆仑”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是汉语。“昆”和“仑”单独拿出来都没什么实际含义，更像是个音译词。它到底从哪儿来的呢？学者们追索下去，发现它跟后来的“祁连”很可能出自同一源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Mair）指出，“祁连”译自和拉丁语“caelum”（天空、天堂）同源的某个吐火罗语汇（“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 Name‘Dunhuang’”）。林梅村则进一步认为，“祁连”应译自吐火罗语阳性形容词体格单数klom和klyomo的早期形式*kilyom（o），意思为“圣天”，即汉语中的“昆山”，“昆仑”乃*kilyom（o）在汉语词汇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由此可推断，“昆仑”与“祁连”均非汉语原生词汇，而是对印欧语中“天”或“天堂”概念的不同汉语译名。这一观念与后世所称的“天山”在文化内涵上深度相通。今新疆之“天山”，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腾格里”（Tengri），该词源于阿尔泰语系（匈奴/突厥/蒙古），本义为“天”“苍天”或“天神”，深深承载着游牧民族的自然崇拜与天神信仰。这样看，“昆仑”“祁连”“天山”这三个名字，骨子里说的是一回事——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以“天”为核心的神圣空间。
《须弥山宇宙图》（克孜尔石窟第118窟壁画），佚名，约公元5世纪。龟兹是吐火罗语B（Kuchean）的核心分布区，克孜尔石窟则保存了龟兹王国最重要的壁画传统，该作即为其一。作品描绘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佛教宇宙结构，山体两侧有龙王盘绕，日月位于山体上部，三十三天等天界空间位于其上，展现出古代龟兹人的天神信仰（来源：Transmission of the“World”:Sumeru Cosmologyas Seen in Central Asian Buddhist Paintings Around 500 AD，springer.com）
历史文献亦屡有印证，如《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天汉二年秋，李广利攻打匈奴右贤王的地方叫“祁连天山”；《西河旧事》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谓之天山”；唐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特意注明，天山“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并进一步注解“祁”的读音接近“巨夷反”，当时的鲜卑语仍然保留着这个说法；宋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亦指出，“昆，昆仑，天形”，从音韵角度强化了“昆仑”与“天”的关联。
由此可见，“昆仑”与“祁连”“天山”在语言渊源与文化象征上彼此相通，它们是同一神圣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回响。这个以“天”为核心的信仰，是在漫长岁月中，经由印欧语系族群、阿尔泰语系族群与华夏先民的接触、碰撞与融合，逐渐沉淀为一种共享的精神遗产。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与文明互鉴的背景之下，“昆仑”得以进入汉语文献，与华夏固有的宇宙想象相互交织，最终凝结成那座既遥远又神圣的山。
匈奴人以“祁连”称呼上天，这个说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Seima-Turbino Phenomenon）。那是一场以阿尔泰山为中心、串联起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青铜时代文化浪潮——向西延伸到波罗的海，向东抵达中国东北，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跨区域交流网络（谈晟广主编：《攻金之工：早期东西文明交流中的金属艺术》）。学界一般认为，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而被他们从敦煌、祁连一带赶走的月氏人，则是印欧语系族群。匈奴人用“祁连”来指称“天”，正是在与印欧语人群的长期接触和迁徙往来中逐渐形成的。这些印欧语族群进入中国西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更古老的青铜时代迁徙潮，而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正是促成印欧与阿尔泰文化在草原深处深度交汇的重要契机。
欧亚大陆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即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到乌拉尔山脉乃至东欧，均出现了一批大约于公元前2000年制作的、工艺和造型高度相似的青铜器具（来源：wikipedia.org）
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新疆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相继兴起，如切木尔切克文化（约前二五〇〇至前一八〇〇年）、古墓沟——小河文化（约前二〇〇〇至前一五〇〇年）及天山北路文化（约前一九〇〇至前一三〇〇年）。这些文化的涌现，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从相对独立的区域体系，转变为参与亚欧大陆文明互动的关键枢纽。与此同时，河湟——陇南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清晰的连续发展谱系：从马家窑文化（约前三三〇〇至前二〇〇〇年）、齐家文化（约前二二〇〇至前一六〇〇年）、四坝文化（约前一九九〇至前一四〇〇年），到卡约、寺洼、辛店及沙井文化（约前一四〇〇至前六〇〇年）。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多对应于商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方国（如土方、工方、鬼方、犬戎）及传世文献所载族群（如昆夷、獯鬻）。甲骨文中的“羌”字，可视作对这些西方族群的泛称，学界称之为“羌戎系族群”（《汉书》谓之“羌种”）——他们的语言中也不可避免地混杂了自西北迁入的印欧语成分。
三、羌戎视角的“昆仑”
《说文解字》释“羌”为“西戎牧羊人”，然羌戎系族群的历史角色远不止于此，他们更是汉藏文明走廊的奠基者。
西藏卡若遗址（约前三三〇〇至前二三〇〇年）与曲贡遗存（约前二〇〇〇至前一五〇〇年）在器物类型与农业形态上，均揭示了西藏史前文化与甘青古羌的深厚渊源。特别是位于河源地区（扎陵湖与鄂陵湖北部）的诺木洪文化（约前一四〇〇至前四〇〇年），地处甘青河湟谷地与藏北高原的过渡带，实证了西藏文化主体源于新石器晚期以来甘青古羌的持续南迁。考古发现表明，青铜时代的河湟古羌戎系族群拥有高度发达的畜牧业，诺木洪遗址出土了大量公元前十世纪的毛织物和纺轮，这些实物恰好可以与《尚书·禹贡》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记载相互印证：雍州的贡物中有美玉和珠宝，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出发，行至龙门、西河；而那些织皮毛为衣的部族，则定居在昆仑、析支、渠搜一带，归顺有序。到了《后汉书·西羌传》，说得更为明确：“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这里的“河首”就是黄河源头地区，也就是今天发现秦刻石的尕日塘一带，乃古羌戎系族群活动的核心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秦人的发展深受羌戎文化浸润，尤以牧马技艺的传承最为显著。据《史记·秦本纪》载，周代秦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因擅长养马而受封于秦地，成为秦国始封之君。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居于西北，与羌戎长期混居，这种互动不仅是冲突与对抗，更伴随着技术互通与文化互渗，推动了华夏边缘地带的社会整合。
《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南接蜀汉徼外蛮夷”，又记载：秦献公元年（前三八四），羌人首领无弋爰剑的曾孙忍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由此可知，羌人的一部分，发展为在川西、云南以游牧为生的“西南夷”。现代考古学足以证明，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与青海河源区因地理毗邻及生态相似性，成为羌人向南迁徙进入高原腹地的自然通道，最终促成藏羌和西南诸夷的文化交融。
羌族释比图经“刷勒日”，佚名，年代不详。释比是羌族的巫师，“刷勒日”是他们历代传承下来的一种图画经卷，其上图画涉及羌族的历史、地理、生产、生活、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来源：sum.scu.edu.cn）
如果说“昆仑”源自印欧语系族群的话，那么同理，“河出昆仑”的观念也同样不可能原创自中原，而当是源于生活在青藏高原早期族群的普遍认知，古羌戎系族群自然也接受了“昆仑”观念——非常巧合的是，一个民族学上的例证足以证明这一点。彝族作为古羌人南迁过程中，以羌系语言文化为底层，吸收西南土著元素形成的民族支系，其大型英雄史诗《铜鼓王》首句即唱道：“彝家老祖辈，起始居昆仑。”根据史诗内容，该族群的祖先最初居住在昆仑，名罗罗，又称昆明人，游牧为生，随畜而迁徙，所谓“天山千万里，遍地绿茵茵；昆仑多草原，野草嫩生生”，这种美好生活却因战争中断而不得不迁移。毫无疑问，《铜鼓王》中暗含了彝族从羌人变迁而来过程中对于草原和“昆仑”的早期民族记忆（谈晟广著：《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
尤为关键的是，秦人对“昆仑”的认知，实为其吸纳羌戎知识体系的直接反映。前文述及秦非子因善养马而得封，正是这种文化浸润的早期缩影；而春秋战国时期秦人与羌戎的长期混居，更在技术互通之外，完成了深层的知识移植。若“昆仑刻石”确为秦人所刻，则此刻石所证之“昆仑”，必然源自羌戎知识谱系中的河源坐标，绝非汉武帝与张骞后来定于阗南山之“昆仑”。这一推论可由《吕氏春秋》的反证得到支持：秦统一前夕，吕不韦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却在涉及天文、地理、宇宙观的核心篇章中对“昆仑”只字未提——恰恰说明在战国晚期的中原主流知识体系中，“昆仑”尚非正统观念，而是来自西方的“异闻”。
四、谁的知识，定义了“昆仑”
尕日塘秦刻石让“河出昆仑”从传说走入实证。由此展开的语言学、考古学与民族学考察，为我们回答那个根本问题提供了线索：究竟是谁的知识，定义了“昆仑”这座圣山？
语言学的线索告诉我们，“昆仑”与“祁连”同源，皆译自印欧语系“天”之概念。这一概念是在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不同族群的长期互动中，逐渐为羌戎系族群所接纳，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传统。考古学则揭示，河源诺木洪文化与河湟谷地诸遗存，实证此处乃古羌戎活动核心——他们世代牧放于斯，对河源地理拥有中原难以企及的切身认知。《后汉书》载羌人“滨于赐支，至乎河首”，赐支河曲即今刻石所在的扎陵湖畔。若无羌戎人指引，秦人绝难精确抵此。民族学的材料同样提供了佐证：彝族作为古羌人南迁形成的民族支系，其英雄史诗《铜鼓王》开篇便唱道“彝家老祖辈，起始居昆仑”，这部口传史诗保留了古羌人对“昆仑”作为祖居之地的族群记忆，与刻石所见的“昆仑”遥相呼应。
故此，刻石所记之“昆仑”，非中原书斋想象，实为羌戎系族群口耳相传的地理实指。秦始皇遣使“采药”，本质是以帝国权威对羌戎知识谱系的一次政治认证。然此脉络旋遭遮蔽：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张骞、班固以“伏流重源”说为之背书，致使中原河源认知千年间锁于西域想象，羌戎之声渐湮于正史边缘。
这块刻石，正是纠正这场历史错位的铁证。它以秦代铭文将羌戎谱系中的“河出昆仑”凝固于石，昭示世人——在汉武帝改写之前，“昆仑”属于羌戎；在中原话语覆盖之前，“河源”由羌戎丈量。“昆仑”本非定山，它是印欧族群仰望之“天”，是羌戎牧马之河源，是秦皇求药之圣境。而今，扎陵湖畔的刻石，帮助我们拨开沉积千载的话语迷障，触摸到那最贴近本真的古老知识源头。
失语的昆仑，终于在石头上重新开口。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