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动察Beating ，作者：Sleepy，原文标题：《硅谷的「下一个 PayPal 黑帮」，为什么成了华人打华人》
2026年10月19日，Alexandr Wang在X上晒了一张和Jeff Yan、Scott Wu的合影，配文是：「got the HRT gang back together!」
合影里的三个人都是中国移民的后代，长在同一个奥赛圈子里。十年前，他们和另外几位同龄人一起，在量化交易公司HRT做第一届实习生。Alexandr Wang的19岁生日，就是在那次实习里过的。
今年4月，Colossus杂志的Jeff Yan专访把这段实习经历翻了出来，「AI时代的PayPal黑帮」的说法很快传开。
只是10月19日这张温情脉脉的老友重聚合照背后，藏着一个略显冷酷的时间差。
就在晒出照片的六天前，Alexandr Wang执掌的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刚刚发布了新模型Muse Wonder。这款模型最强的版本Muse Wonder Full概不外售，只装在Meta自己的编程Agent产品Muse Code里。
而Muse Code在市场上迎头要撞的对手，正是合影里站在他右手边的Scott Wu创办的Cognition。
如果顺着这张照片的往下研究，从编程应用、客服Agent、数据标注，一直到顶层的模型实验室和底层的算力芯片，今天硅谷AI每一个核心赛道的牌桌上，坐在华人对面的，几乎都是另一个华人。
做不成瑞士
Cognition三位联合创始人里，有两位当年是Alexandr Wang麾下的旧部。
CTO Steven Hao 2018年加入Alexandr Wang创办的数据标注公司Scale，是那里最早的一批工程师，直到2022年5月才离开；CEO Scott Wu从哈佛退学后，同样在Scale当过创始工程师。
时间拨到今年，在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上，老部下Steven Hao以58亿美元身家成了最年轻的上榜者。而他的老上司Alexandr Wang，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两拨人的重逢，最终落在了最拥挤的AI编程赛道。
Scott Wu的生意，原本建立在「什么模型都能买到」这个前提之上。今年6月，他在David Senra的播客里打过一个比方，说Cognition要做编程领域的瑞士，旗下的Devin背后是一套精密的调度系统，按任务在Anthropic、OpenAI、Google、开源模型与自研模型之间切换，帮客户把每一分Token花在刀刃上。
主持人问他，怎么处理既当模型公司的客户、又当它们对手的微妙关系？
Scott Wu给出的答案是专注，他说：「如果你什么都做，你就会输给微软或者谷歌。它们什么都做，资源比你多出几万亿美元，人比你多十万。」
道理很对，但做瑞士有一个前提是大国愿意把最好的军火卖给你，而且不打算亲自下场占领苏黎世。
现实很快给出了反证。老上司成了上游的模型供应商，而最锋利的那把武器Muse Wonder Full，从第一天起就没打算卖给老部下。
好在Cognition这一年跑得足够快。它的客户名单上写着花旗、高盛、奔驰、戴尔、桑坦德银行，外加美国陆军和海军。今年6月，收购来的Windsurf改名为Devin Desktop，与云端的Devin合体；9月8日，Scott Wu宣布完成超20亿美元E轮融资，投后估值480亿美元，ARR从5月的4.92亿美元一路拉升到接近9亿美元。
主持人追问Cognition收到过多少收购邀约，Scott Wu不肯回答，只说如果卖掉公司是最有野心的选择，他们会卖。就在8月14日，Cognition最大的对手Cursor刚刚以600亿美元的作价并入SpaceX。
有意思的是，即便把Cursor的外壳拆开，里面站着的依然是华人。
Cursor今年3月发布的自研模型Composer 2，底座用的是杨植麟的月之暗面训出的Kimi K2.5；而Cursor用上这个模型，走的是乔琳创办的Fireworks AI的授权渠道，训练和推理都托管在Fireworks的平台上。
乔琳在Meta时期带过PyTorch团队，手下有300多名工程师。今年7月，Fireworks估值来到175亿美元，它的客户名单里既有Cursor，也有另一家被Meta卷进战火的公司，Perplexity。
同一张Cap Table
在把Alexandr Wang请进门之前，Mark Zuckerberg最先敲响的，其实是Perplexity的门。
据彭博2025年6月披露，Meta在入股Scale之前和Perplexity谈过一轮收购，还想把CEO Aravind Srinivas本人挖过来。Perplexity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策略官Johnny Ho是2012年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满分第一，和Scott Wu出自同一个奥赛圈子。两家此前就颇有渊源，Perplexity在2025年2月发布的自研模型Sonar，底座直接用了Meta开源的Llama 3.3 70B。
但这笔deal没谈拢。
Meta转头砸下143亿美元，买走Scale 49%的股份，把Alexandr Wang请来挂帅。一年后的2026年9月8日，Meta的个人助手Muse在美国上线，替用户发邮件、订行程、上网买东西，两周下载量破250万，直接冲上美区App Store免费榜第一。
替用户上网下单，恰恰是Perplexity用浏览器Comet先趟出来的路。2025年11月，亚马逊曾以Comet伪装成Chrome替用户下单为由，一纸诉状把Perplexity告上法庭；到了今年9月，亚马逊又把Meta的Muse挡在了门外。
另一头的Perplexity也没慢下来，今年ARR从年初不到2.5亿美元涨到7.5亿美元以上，8月又传出英伟达在谈一笔估值30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
同一时期被Meta卷进战场的，还有同龄人Jesse Zhang和他的Decagon。
Decagon主攻企业客服Agent，服务Chime、多邻国、赫兹租车和Block，今年1月估值45亿美元，8月ARR跨过1亿美元门槛。
它原本盯着的主要对手，是OpenAI董事长Bret Taylor创办的、估值超150亿美元的Sierra。
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了Meta。2026年6月，Meta在伦敦推出Business Agent，让商家在WhatsApp、Messenger和Instagram上免费用AI接待客户、推荐商品、预约服务，Meta说此前的测试版已经有超过100万家商户用过。
Meta原本还有一张底牌。去年底，它豪掷20多亿美元买下肖弘2022年创办的Manus。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为由，要求这笔交易整体撤销，Meta随后切断了和Manus的数据往来。10月8日，Manus的母公司蝴蝶效应宣布完成超5亿美元的新融资，由博裕资本和IDG资本领投。
如果把视角从产品拉高到资本层，你会看到一幅更微妙的图景，这群年轻人在业务上刺刀见红，但他们兜里揣着的，却是同一批基金的钱。
领投Cognition超20亿美元E轮的，是a16z和Accel。
a16z联合创始人Marc Andreessen从2008年起就坐在Facebook董事会里，今年5月27日刚刚连任；与此同时，a16z又是Cursor的A轮领投方。另一家领投方Accel既是Facebook 2005年的早期押注者，也领投了Scale的A轮。Decagon的种子轮由a16z领投，A轮由Accel领投，C轮又是Accel和a16z联手领投。
Peter Thiel的Founders Fund亦是如此。它领投过Scale 2019年的C轮，三次领投Cognition，同时又是SpaceX最早的外部投资方之一，前后投了约6亿美元，手里约3%的股份按今年6月SpaceX的IPO发行价计算，价值超过500亿美元。
裁判下场之后
凡事皆有代价。
Alexandr Wang离开Scale加入Meta，在数据赛道上直接把另一位华人送上了王座。
这个人叫Edwin Chen。
他曾在Google、Facebook和Twitter做工程师，2020年独立创办数据标注公司Surge AI。在热钱泛滥的硅谷，Edwin Chen是个异类，他刻意不拿VC一分钱，理由是风投会让公司变得臃肿，还会扭曲团队的激励机制。
按福布斯的统计，Surge几乎从第一天起就在赚钱，2024年营收约12亿美元，而同一年Scale的收入是8.7亿美元。更惊人的是人效比，Surge的全职员工只有110人左右，而Scale超过1000人。
Meta宣布入股Scale的那一刻，天平彻底倾斜了。当裁判下场成了球员，原来的客户自然不敢再把底牌交出来。Scale最大的客户Google与OpenAI纷纷把数据订单往外迁，谁也不想让Meta从标注需求里看出自己在训什么模型。
真正让Scale难堪的事情发生在Meta内部。2025年8月有消息爆出，Alexandr Wang自己执掌的MSL旗下TBD Lab，研究员们居然更愿意采购Surge和Mercor的数据，嫌自家耗资143亿美元入股的Scale数据质量不够好。尽管Meta官方出面否认，但身体却很诚实，入股之后，它依然在掏钱买竞争对手的数据。
丢掉大客户的Scale转头去打官司、接政府订单，并在2025年9月起诉了一名跳槽去Mercor的前员工，指控对方带走了一百多份机密文件。
另一边的Edwin Chen凭着手里约75%的Surge股份，去年以180亿美元身家首次登上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成了当年身家最高的新面孔，今年继续在榜。
但比起抢数据订单，模型实验室里的抢人大战更是贴身肉搏。
2025年7月19日，硅谷投资人Deedy Das在X上贴出一份据称流自Meta内部的MSL名单，44个人里，一半来自中国，四成挖自OpenAI，15%来自Scale，四分之三是第一代移民。最早曝光的11人核心班底，有7张是华人面孔。
这场挖角战从2025年6月Alexandr Wang刚踏进Meta大门就打响了。Mark Zuckerberg亲自上阵，先从OpenAI苏黎世办公室挖走Lucas Beyer、Alexander Kolesnikov和翟晓华，几天后又一口气签下赵晟佳、余家辉、任泓宇和毕树超四位核心研究员。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ChatGPT的核心作者之一赵晟佳。据报道，他入职Meta没几天就以离职相逼、威胁要回OpenAI，随后被火速扶正为MSL的首席科学家。到了7月，Meta又开出据称超2亿美元的薪酬包，从苹果挖走基础模型负责人庞若鸣；同一个月，思维链的提出者Jason Wei也从OpenAI转投Meta；10月，苹果负责AI搜索的Ke Yang同样被收入囊中。
而在牌桌对面负责替OpenAI守擂的，同样是一位华人，首席研究官Mark Chen。
在加入OpenAI之前，Mark Chen也曾在Jane Street等自营交易公司做量化交易员，和Alexandr Wang算得上同源同宗。据《华尔街日报》披露，Mark Zuckerberg曾私下递过橄榄枝，问他愿不愿意来Meta，Mark Chen拒绝了。
牌桌底下的另一张桌子
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模型和应用层打得越凶，往底层烧掉的钱就越惊人。
动辄两亿美元的薪酬包、数十亿美元的融资，最终都要变成流向数据中心的算力采购单。而当执掌Meta AI的Alexandr Wang和坐镇OpenAI研发的Mark Chen低头去买「军火」时，他们会发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事实。
给整个硅谷供应算力的四家芯片巨头，英伟达、AMD、博通、英特尔，坐在掌门人位置上的，是四位华人前辈。
图源：Doug Mills/NYT
年轻一代华人在台前打模型战，老一代华人在幕后打军火战。
黄仁勋和苏姿丰都出生在台南。按台湾家谱学者的考证，黄仁勋的母亲与苏姿丰的祖父是亲兄妹，论辈分，苏姿丰还要管黄仁勋叫一声表舅。苏姿丰后来回忆，两人小时候并不认识，直到工作多年后才第一次碰面。那时候没人能想到，日后这两人会分别执掌英伟达和AMD。
为了不被单一供应商卡住脖子，台前的年轻人们开始用极其相似的金融结构，在几位华人前辈之间同时下注。
2025年秋天，OpenAI在短短一个月里连签三家芯片巨头。9月，和英伟达签下至少10GW的算力意向书，附带最高1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10月6日，转头和AMD签下6GW订单，顺手拿走AMD最高1.6亿股、约占总股本10%的认股权证；仅隔一周的10月13日，又宣布与博通联合开发10GW的定制芯片。
几个月后，Alexandr Wang所在的Meta几乎照着同一份图纸抄了一遍作业。
2026年2月17日，Meta宣布向英伟达采购数以百万计的Blackwell和Rubin GPU，外加Grace和Vera CPU；仅仅一周后的2月24日，又和AMD签下6GW大单，连认股权证的条款都与OpenAI那份如出一辙，同样是最高1.6亿股；而在自研芯片MTIA的牌桌上，Meta拉来的合伙人依然是博通。
执掌博通的陈福阳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从2024年2月起就在Meta董事会里坐了两年多，直到今年5月才卸任。这位以铁腕并购闻名的老将早年也以为英伟达的通用GPU会通吃市场，后来却调转枪头，全力押注大客户的定制芯片。
黄仁勋对此回应得毫不客气。2025年6月他在巴黎公开呛声，说很多公司一开始都会尝试做定制芯片，但算完账之后，几乎都会取消这种做法。
博通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AI芯片收入冲到167亿美元，同比暴涨221%。Google的TPU、Meta的MTIA、OpenAI的自研芯片，背后全有博通的影子。对大模型巨头来说，博通帮它们造出的每一颗定制芯片，都是谈判桌上用来少买一点英伟达GPU的筹码。
表外甥女苏姿丰也追了上来。今年9月21日，AMD市值正式突破1万亿美元，年内涨幅高达187%，尽管距离同期5.45万亿美元市值的英伟达仍落后不少，但牌桌已经不再是一言堂。
第四位入局的是马来西亚华人陈立武。2025年3月，他临危受命出任英特尔CEO。到了8月7日，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难，指责他因早年投资过一批中国半导体企业而「利益冲突严重，必须立刻辞职」。
创投老兵陈立武直接去了趟白宫。两周后剧情迎来反转，美国政府宣布以89亿美元买下英特尔9.9%的股份；几周后，连对手黄仁勋也掏出50亿美元投进了英特尔。
从70多岁的陈福阳、60多岁的黄仁勋和陈立武，到50多岁的苏姿丰，再到20多岁的Alexandr Wang与Scott Wu，相隔三十年的两代华人，最终以互为对手的方式，把整条AI产业链的牌桌坐满了。
同一条管道
为什么在过去的硅谷，很少出现这种华人高密度正面对撞的局面？
硅谷从来不缺华人工程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AnnaLee Saxenian在1999年做过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间，硅谷新成立的科技公司里有24%由华人和印度裔掌舵，华人占其中的17%。黄仁勋在1993年创办英伟达，正是那个硬件创业黄金年代的产物。
但当硅谷进入互联网平台时代，金字塔尖的位置却很少再轮到华人。
2015年，Ascend基金会统计了Google、惠普、英特尔、LinkedIn和雅虎五家硅谷大厂的人事结构，亚裔占专业技术员工的27.2%，但在高管层里只占13.9%。同一时期，萨蒂亚·纳德拉和桑达尔·皮查伊先后接掌微软与Google，他们走的是大公司内部产品与管理的上升阶梯。而在当年那个定义了硅谷权力的「PayPal黑帮」里，除了YouTube联合创始人陈士骏，几乎看不到华人的身影。
直到AI把这套晋升规则彻底改写了。
在这一轮技术浪潮里，权力重新回到了极少数硬核技术天才手里。Alexandr Wang在播客里说，他的头号任务是招最出色的人，团队要小、要扁平、人才密度要极高。
今年9月，《经济学人》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宣布「奥赛人」已经取代「达沃斯人」，成为AI时代的新权力精英。文章从Anthropic、OpenAI一路点名到Cognition和Perplexity，顺带提了一嘴整个Meta薪酬最高的高管，大概率是年仅29岁的Alexandr Wang。
而生产「奥赛人」的那条人才管道，华人走得最熟。
这条管道的入口是数学和信息学奥赛，中段是华尔街与硅谷的量化巨头，出口就是今天的AI实验室。
过去十年，Jane Street等量化公司常年出现在奥赛活动现场，Citadel说它每年有二三十名实习生参加过奥赛，十年前HRT的第一届实习项目就是最早的样本库。
今年1月，招聘机构Selby Jennings在年度展望里预计，量化基金今年抢人时会越来越多地撞上OpenAI和Anthropic。而在学术端，按MacroPolo全球AI人才追踪的最新一版统计，NeurIPS 2024、ICML 2024和ICLR 2025三个顶会的研究者里，有38%本科读的是中国高校，这批人里又有72%在美国机构工作。
当同一条高度筛选的管道，在短短三五年内把大批最顶尖的华人青年同时送到硅谷权力的顶层，而牌桌上的座位一共就那么几个，你抬头看见的对手，就只能是当年坐在你隔壁刷题的同桌。
赢家通常只有一个
当年的「PayPal黑帮」，内部其实也翻过脸。
图源：Medium
2000年9月，新婚的Elon Musk飞去澳大利亚度蜜月，董事会趁他还在飞机上发动政变，把CEO换成了Peter Thiel。
但八年后，当SpaceX的猎鹰1号连续三次发射失败、账上现金快要见底时，是Peter Thiel的Founders Fund掏出2000万美元救了马斯克的命。同样在这个圈子里，Roelof Botha在红杉领投了陈士骏的YouTube，Max Levchin孵化了Yelp，Reid Hoffman则亲手把Peter Thiel引荐给了刚搬到硅谷的Mark Zuckerberg。
那一代人之所以能把恩怨变成互相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还是一片无主之地，社交、视频、电商、点评、支付，旷野足够大，每个人转身都能圈下一块不撞车的领地。
但AI时代的残酷在于，能长出百亿美元生意的干道就那么几条，底座模型、编程Agent、搜索入口、企业客服、数据基建。
赛道太窄，人太聪明，钱又太集中。当所有人都在同一秒看清了同一个方向，老朋友重逢的地点，就注定只能是独木桥的正中央。
今年10月11日，Alexandr Wang在播客里聊起一桩趣事。前阵子他碰到老东家HRT的创始人，对方提到HRT也开始做私募投资了。
Alexandr Wang当场打趣道：
「Just invest into the interns!All the interns get seed checks!」
（直接投给实习生就行了，给每个实习生发张种子轮支票。）
只是十年过去，当年的实习生们早就不再缺那张种子轮支票了。相比于钱，他们眼下最缺的，是一块不会撞上老朋友的赛道。
在那张被Alexandr Wang晒出的三人合影里，唯一没有跳进AI牌桌的是左边的Jeff Yan。他留在自己最熟悉的交易世界，做出了去中心化合约交易所Hyperliquid。
很多年前，Jeff Yan曾在一次数学选拔赛里落榜。后来有人问起那次失败，这位昔日的奥赛少年平静地说过一句话：
输是很常见的事。大多数人都是输家，赢的通常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