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霞光社 ，作者：李小天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生活成本一路飙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年轻人出去找工作，我们给了他们许多空头承诺，但到头来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10月17日，法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一名来自大型工会的参与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不仅仅是法国，在整个欧洲，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飙升以及产业中空酿成的持续失业，正在点燃人们挤压已久的愤懑与怒火。从巴黎到米兰，从布鲁塞尔到里斯本，从地中海沿岸到巴尔干半岛，人们走上街头，表达对生活成本上涨、住房危机、公共服务恶化、教育资源紧张以及政治失能的愤怒。
一个世纪前，欧洲正处于世界的中心，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却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西方文化已走到“文明”阶段：大城市、金钱至上、技术与军事扩张、政治上的“凯撒主义”，这是文化晚期的僵化，是没落的征兆。这一在当时备受争议的判断，如今又被不断提起。
内部压力之下，外部对手往往成为最方便的出口。近期，中欧经贸关系摩擦不断：从电动汽车反补贴关税，到混动汽车出口磋商，再到欧洲推动强化贸易防御工具，关系正在进入更复杂的阶段。对中国企业来说，欧洲仍是重要市场，但竞争规则、政策环境和准入门槛都在变化。
欧盟为何对华态度趋于强硬？德国的立场为何发生转变？哪些行业和企业将受到更大冲击？面对贸易保护、本土化要求和政策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该如何调整出海策略？
霞光社邀请到欧洲市场策略专家宋欣，拆解中欧贸易摩擦升级背后的逻辑，讨论中国企业在变化中如何寻找机会，并前瞻未来几年欧洲市场的政策走向。
在宋欣看来，欧盟对华强硬的根源，是内部经济衰落与产业低迷带来的深层焦虑；而动荡的社会环境，也在孕育新的商机。出海欧洲，注定不会一日千里：它不是增量爆发的市场，更适合作为企业的补充市场，但好处是，只要能活下来，通常不会活得特别苦。因此对企业来说，要做到三点：心态要稳，步伐要慢，期望要低。
中欧经贸不会“掀桌子”，但也别指望“快刀斩乱麻”
霞光社：你如何判断当前中欧经贸关系所处的阶段？这是短期谈判博弈，还是长期结构性变化？
宋欣：是长期、不可逆的趋势。2019年我们在FT中文网写过一篇长文，判断欧盟对华政策会逐渐强硬，但不是指名道姓，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搭建一套系统性架构，以便在贸易上有针对性地回击，并对汽车、航空航天等它最在意的核心产业施加限制。限制的重点也不只是贸易本身，更是产业竞争力。
但这是欧盟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很难说，因为它自身的经济在衰退，政策的执行力有限。
疫情之后，叠加俄乌冲突和今年的伊朗战争，欧洲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对工业的冲击被无限放大，这是欧洲经济拉垮的最核心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反应：尽管欧盟再三强调、一再妥协，欧洲企业并没有加大本土投资，反而在削减本土工厂和工人，加码海外投资。这是欧盟现在最大的内生挑战。
霞光社：那为什么矛头会指向中国？
宋欣：欧盟需要一个外部原因。真正的压力来自美国，但为了维持大西洋联盟的稳定，不能说得太直白，压力就转到了中欧贸易上。无论是本土经济危机，还是政治结构危机，都需要找一个外部的“靶子”。
但欧盟短期内很难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很多产品欧洲自己不生产，只能从第三方买，但又找不到比中国更便宜、逆差更小的替代国，算总账差别不大。没有替代方案，是欧洲当下最大的现实挑战。
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中欧关系已进入一个不太稳定的阶段，但长期看，中欧之间不会撕破脸、掀桌子。
和中美比，中欧商贸洽谈的节奏完全不同。中美元首一见面，很多事能拍板，可以期待快刀斩乱麻；中欧则是慢慢磨，每次都在探讨新的方向，碰撞两三年才可能在某一领域出一点火花。好处是不会出现从高峰跌到低谷的巨变，坏处是很难有重大利好。所以评估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必须用不同视角。
霞光社：能源价格为什么是压垮欧洲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宋欣：俄罗斯曾以很低的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稳定供应欧洲三十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能源出口受到制裁，欧盟转向挪威、北非、中东和美国LNG。但LNG要经过液化、船运、再气化，接收设施投资巨大，主要还是靠中东的原油。今年伊朗战争直接冲击了这条线，战争迟迟没有结束的迹象，油价一会儿90美元、一会儿110美元。
做生意不怕环境差，怕的是环境不断变化。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成本可能一下子上涨很多，于是成为压垮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霞光社：德国过去长期倾向于通过经贸合作处理对华关系，如今为何态度明显转硬？
宋欣：德国转向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产业特别是汽车业的衰落。可以说是一种腹背受敌的处境：一是本土市场萎缩，2026年的市场份额比2019年减少近20%，这在欧洲汽车市场历史上都没有过。疫情前含英国等周边国家，每年新车约1500万辆，现在不到1300万辆，至今没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二是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被中国本土车企严峻挑战。再叠加高能源价格，从主机厂到一级、二级供应商都在拼命裁员，按知名企业算，裁员规模约15至20万。
汽车业按狭义算占欧洲GDP约7%，广义算加上配套服务约12%，雇佣上千万人。前端裁员，后端工厂订单削半甚至削到三分之一，对整条产业链的影响要乘以五到十。如果损失十分之一，就是约100万个岗位，背后牵涉的是400到500万人。
在慕尼黑、斯图加特，一份合同往往养活一家人：父亲是工程师，拿着合同容易租房、贷款，太太在家照顾孩子，背后是三四个人。这影响的是最头部城市的民生，也是德国对华态度变化的深层原因。
目前德国总理默茨也提出与马克龙商量“欧版301”（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调查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并据此加征关税或采取其他报复措施。通常先调查，再加税，常被用作谈判筹码。2018年起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就是依据这一条款。）但欧盟很难像美国那样快进快出。
美国的301调查和加税是为了谈判，这边加一点、那边加一点，一条推文就能铺开；欧洲现行法律体系下，要通过大量立法，没有一两年搞不定。快速反应工具可能在个别领域发挥作用，但要像特朗普那样大规模、多领域实施，概率很低，这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霞光社：这次中欧博弈首当其冲的是汽车。欧盟对中国纯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后，混动车出口增长又引发新谈判。中国车企出口欧洲，长期看有很大隐忧吗？
宋欣：中国车在欧洲确实有竞争力，性价比很高。过去在保时捷里才有的内饰和功能，现在五六十万元人民币的车就能实现，对中产来说杀伤力很大。
但关键是，欧洲汽车市场如今是缩量市场。七八十年代日韩车进入欧洲时，市场每年还有约3%的增长，新来一个人，容得下，本土车企慢一点也还在盈利，大家相对和气，丰田后来活得最好的国家就是德国。现在是我们卖一辆，他们就少卖一辆，蛋糕越来越小，抢得就越凶，自然不待见你。
加上不少中国车企供应链还没本土化，用的是中国供应链，等于既抢了主机厂的生意，又没给本土产业链生意，等于削了人家两层。这次他们看到数据后立刻飞过来谈，就是因为之前只盯着纯电，没想到奇瑞、比亚迪的混动卖得这么好。
霞光社：混动出口“减少一半以上”的说法准确吗？
宋欣：这个“50%”是相对增量而言。欧盟算了一个数：如果完全不限制，一年可能有80万辆，而现在是30多万辆。新的安排是以现有规模为基础，每年允许增长约6%，不能像之前那样不加限制，欧盟则不再增加额外关税压力，双方各让一步。
但这只是意向性安排，6%也可能是暂时的数据，明年一二月可能再来一轮，会是持续的拉锯战。现在欧洲人特别盯汽车数据，风吹草动就很紧张，这可能成为常态。
欧洲现在急于找到一个“大力丸”，一劳永逸解决内外问题，但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这样的解决路径的。作为主机厂都明白，哪怕中国车不进来，欧洲车企也不会在世界上活得更好。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只是催化剂，核心是过去二三十年没有像样的创新。
美国汽车业衰退得比欧洲还严重，但美国有科技公司和AI撑着，有新产业支撑，美国股市靠“七朵金花”。但欧洲没有新的支柱，只能看着盘子里的食物越来越少。所以这些车企在欧洲未来也不会好过：友商、供应链、原来做服务的人都盯着你。最好用体面的方式和平相处，否则容易遭到集体围殴。
在欧洲，别当成吉思汗，要当圣诞老人
霞光社：就在近期，法国爆发了一场由青年学生发起、反对生活成本高企的大规模抗议，多地出现纵火、抢砸等暴力冲突，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街头动荡之一。加上你提到的德国汽车业失业、中产滑落，这和美国“铁锈带”的叙事很像，也让极右翼上台显得顺理成章。如今，欧洲不少国家的政权在左右翼之间摇摆，极右或极左上台，会改变对华贸易政策吗？
宋欣：影响很小。我不太认同过度解读欧洲政治，过去三五十年，欧洲的政策走向本就变化缓慢，释放的信号也很渐进。今天选这个党、明天选那个党，包括极右、极左上台，对华经贸关系也不会出现巨变。
对华贸易政策是在欧盟层面决定的，成员国加入欧盟后，贸易政策的定义权已让渡出去。每个国家不能单独调整对华产品的关税，关税是欧盟统一的，主导权在布鲁塞尔。
而且权力还在继续向布鲁塞尔集中。冯德莱恩的这届欧委会已干了两届，通过了几百项法案，把很多权力从成员国手里收了上来，理事会的话语权不如默克尔时代，那时很多事要德国点头。
霞光社：为什么成员国的话语权在变弱？
宋欣：一是欧委会的蚕食；二是成员国内政太乱。法德政府都不稳，下一次大选就可能下台。法国尤其如此，极左或极右上台的概率都很大，如果极右总统配极左国民议会，等于总统和总理两个代表完全不同政治体系的人坐在谈判桌上。德国的极右翼上台还需要时间，根基也不会稳。
各国政府是流水的，贸易这类权力就越来越集中在布鲁塞尔。所以关注国家选举的意义有限，真想判断对华贸易走向，要看欧盟层面。
霞光社：那企业还需要关注成员国层面的政策吗？
宋欣：分行业。做家用储能这类靠补贴的行业，要关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补贴。不靠补贴的行业，不用在宏观上过度操心，基调已定：对华政策是持续硬化的过程，只是缓慢，不会一下子变得特别刚硬。但具体到工厂选址，就必须细致研究对比。
霞光社：那么大额投资怎么避免政策变化的风险？
宋欣：不能靠一两个政府、政治家的承诺，就把几千万甚至上亿欧元投下去。匈牙利是前车之鉴：前些年欧尔班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了电池行业很多承诺，包括长期最低税率。现在新政府上台，为了向欧盟证明自己忠于欧盟、不亲近中国，也为了把被冻结的欧盟资金拿回来，反过来拿中国企业“祭旗”，挑环境问题、民生问题，制造麻烦。
前一阵大家一股脑跑去匈牙利，其实是积累了很多系统性风险。现在西班牙也给了很多承诺，但我的看法一样：政府是流水的，经济不好时，极左极右上台后，都可能拿外资开刀。要立体地从国家层面判断，不要轻信某一个政党。
企业要注重在本地建立利益联盟。最终能帮你说话的，是本土的企业、组织和平台。这意味着你要把一部分利益留在欧洲市场，不能赚快钱。这是欧洲市场的悖论：做三五十年，你可能做得很大，但商业模式没有想象的那么性感，利润不会特别高，因为要维护整个盘子和上下游关系，就得把很大的利益切分出去，否则政治家、欧委会、本土同行，总有人会找你麻烦。
霞光社：利益联盟具体怎么落地？
宋欣：分三个圈层。
第一是生意圈层。别把零配件完全从中国进口，到欧洲只做最后一步组装，至少要把一部分本土化，让本土供应商吃到甜头，因为现在大家日子都紧巴巴。
第二是当地社会圈层。不一定要和政界互动，而是和当地的经济界、社会界，比如行业协会、NGO、代表组织积极往来，表现出你是积极的贡献者，愿意融入的“外来和尚”。
第三是形象。在欧洲，要当圣诞老人，给大家发糖，别当成吉思汗。欧洲人的“害怕”和美国人不同：美国市场是硬碰硬，掰手腕比高下；欧洲是把你孤立、边缘化，最后以体面的方式把你请出市场，历史上很多公司都经历过。
当你的规模足以撼动本土基础时，要刻意与“抢饭碗”的角色区分开，不要渲染自己的实力，要软化，强调对社会的全方位贡献。缴税在欧洲不算贡献，人人都要缴，要宣传别的，比如帮助弱势群体、青年、失业人群和外来移民融入社会。这些看似与生意无关，但触点多，能积累出新的企业形象，只是都不是一两年的事。
在欧洲，时间账比经济账更重要。一般三年内做到不亏损，五到八年回本，十年后有稳定的市场份额就已经很好。不要和中国市场比，中国可能第一年突破2%，第二年10%，第三年50%，欧洲的社会体系不支持这种爆发式、一家独大的增长，一旦出现，立法者就会盯上，想办法把你框起来。
看看美国的科技平台在欧洲的遭遇：欧洲本土没有像样的科技巨头，就专门出台法案，雇人盯着罚款，据说每年的目标至少30亿欧元。所以即使做大了，也不要张扬，闷声发大财。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企业尤其需要警惕。欧洲目前每次暴动的参与者，不全是城市居民，更像是民国时代的流民：住在大巴黎郊区甚至更远的人，一有事就涌进城里打砸抢烧，其中不少是没有官方登记的黑户，很难抓到。很多商店经营得好，被洗劫后却没有上高额保险，对个体经营者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赚钱、怎么塑造企业形象，是很多中国企业没经历过的新问题，中国没有“流民”，美国也没有欧洲严重。
但总的来说，虽然欧洲处在混乱中，但仍有机会。但企业想要深耕，需要足够谨慎，把护城河建宽、护城墙建高。好处是只要能活下来，通常不会活得特别苦，份额会稳定在一个区间，但它不是增量爆发的市场，更适合作为很多企业的补充市场，体量和美国完全不同。
欧洲的机会在动荡里，但别跟风，更别打价格战
霞光社：你认为欧洲市场现在还有机会，那这些机会主要在哪些领域？
宋欣：机会恰恰在动荡的环境里。今年欧洲多次热浪，是个不确定性事件，但催生了需求。在欧洲，自己装空调要征得全楼房东同意；如果是历史建筑，还要去市政厅拿许可，各种协议、申报走下来，周期至少六个月，甚至一两年，连约供应商看一次现场都要一个月。所以传统空调不合适，今年海尔、美的的窗式简易空调卖得特别好：往窗上一架，不用问任何人，用完一收，也不影响外观，正契合当地现状。
安全是另一个赛道。流民多、治安差，安防类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几家出海的安全门厂商在欧洲做得不错，一道门一两万欧元，但一门难求，只是在欧洲耕耘的周期很长。
要发掘这些机会，需要深入研究本土痛点，再去匹配，之后有一段酝酿期，才会爆发。空调不是今年的新产品，出了好几年，今年才热起来。厄尔尼诺的影响未来几年还会反复出现，夏天过热、冬天更冷或洪水，都是潜在增长点，企业要研究气候和社会趋势。
但如果只是看别人卖得好就跟风进去，在欧洲基本拿不到好结果。
霞光社：对于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有更务实的进入欧洲市场的路径吗？
宋欣：对小企业来说，不要单打独斗。在欧洲光是工商注册就很复杂，一个员工在德国每天跟税务、公证、财务打交道，时间就满了。更好的方式是跟着大平台走，比如TikTok、Temu，或欧洲本土电商平台，先试水温，也可以把鸡蛋放在几个不同的篮子里。京东在欧洲也铺得不错，还收购了德国的Media Markt和Saturn，相当于中国的国美加苏宁。
等看准了某个赛道，或有能力单干，再逐步独立运营。否则会浪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情绪上也容易崩溃。我认识的很多老板，就是在德国铁路不断延误中丧失了对欧洲市场的信心：一程延误赶不上飞机，见不了客户，客户一休假就是下半年。从注册、建联、运营、BD到交付，每个环节都可能掉进水里，像踩木板过河的闯关节目。
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不能卖便宜货的原因。在欧洲做生意，利润一定要留足。如果只留15%或20%，经不起各种不确定性的蚕食，很快就会崩溃。欧洲是个“坑”比较多的市场，比如本地物流丢了件，即便不是你的原因，但根据合同条款也要你赔付，这可能就成了压垮你的一根稻草。价格战最后搞死的都是自己。
霞光社：那像一些跨境电商平台在欧洲也走低价铺货路线，是怎么盈利的呢？
宋欣：主要靠从中国直发小包。欧盟现在对每件包裹加两欧左右的关税，还在往上加，但相对于欧洲终端价格，仍有较大利润空间。他们也在建本土仓储和本土供应商体系，但成本优势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厂商。
这种模式肯定不持久。欧盟的立法者这两年很着急，今天加两欧，明天加一块五的处理费，不断往上加，把你的利润拉下来。现在又通过大平台的“守门人”义务来管：你有这么大的日活，就必须守法，否则罚全球营业额的6%，怎么拆分都会加回来。所以不能一直想办法规避合规，做得急功近利、盘子铺太大，大家就会围着你，先蚕食，再围攻，最后想办法把你踢出去。他们最近也做了不少改良，但能否维持之前高歌猛进的势头，很难说。
霞光社：你提过中企要从"Made in Europe"走向“Innovated with Europe”，在AI、机器人、智能汽车领域，中欧有深度合作的空间吗？
宋欣：一直都在发生。大众与小鹏合作，地平线和Momenta与奔驰、宝马签约，都是共创的过程，也是产业趋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否延展到其他行业，比如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在融合。
但这需要不断碰撞，政策制定者很难看到这种动态的共创，盯着的数据都是你赢我输，容易一刀切。过去几年，中国的创业团队想去德国创业，长期签证都很难拿，而印度人很容易，柏林满大街都是印度年轻人。政策明显偏向接纳印度人。
可是在AI和大数据上，只靠其他国家很难突破，真的需要和中国的优秀人才共创共赢。这也是欧洲本土产业巨头在游说政府的方向，但目前收效甚微，因为整体的政策基调已经定了。
出海欧洲，心态要稳、步伐要慢、期望要低
霞光社：当年日韩企业进入欧洲，正赶上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上升期；而今天，逆全球化、制造业回流、右翼上台成了主流叙事，中企面临的政策风险和地缘波动只会更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下，出海欧洲的中国企业该如何提前识别真正的政策风险？又该建立怎样的合规机制，比如原产地追溯、补贴申报和政策监测？
宋欣：大额投资一定要做沙盘推演，最好在进入市场前就做，设定五到七种情景，从最糟糕到最好，把欧盟政策、产业政策、补贴政策、地方环保和雇佣政策等变量都列进去，还要加入不可控因素，比如欧洲万一与俄罗斯扩大冲突，对供应链、中欧班列有什么影响；对华突然强硬，已发放的补贴被追回怎么办；收到欧委会或国家监管的诉讼、罚单，是打官司还是发动舆论。
这不是拍脑袋能想出来的，因为很多风险在认知圈之外。国内竞争残酷，圈内的事你都摸得门儿清；但到了海外，大环境的变化会带来共振和蝴蝶效应，是你认知以外的变量。你自己看是二维的：利润和时间；外界看是三维甚至四维，能看到你动了谁的奶酪，牵扯到什么纠葛。
所以要引入智库、咨询公司做立体评估，并提前做好预案。等事情出了再临时找人很难，很多咨询公司和律所也不太愿意接中企的生意。
并且欧洲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市场：在印尼，你失败撤出，十年后改头换面还能再来；在欧洲，十年前、二十年前没擦干净的事，会成为下次进入的壁垒。合规门槛越高的市场，越要合规地进入与退出；不合规退出的话，还可能牵连你进入其他高端市场。
霞光社：如果只能用一个指标判断一家中国企业是否真正扎根欧洲，你会看当地营收、就业、供应链本地化比例，还是它在当地产业生态中的不可替代性？
宋欣：很难用一个指数衡量。我认识很多在欧洲做得很好的企业都不为国内所知，深耕某个赛道十年、十五年，把规则和变量摸得很透，也不想抛头露面。如果非要量化，就看近五到十年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是否稳定，每年增长1%到3%就是很好的数据。
中国市场是用空间换时间：铺得越大，越能不计成本，换来融资时间。欧洲不一样，是用利润换时间：每卖一个产品都要赚钱，才能摊平时间上的损耗，商业模式的闭环完全不同。
霞光社：如果以美国为参照系，欧洲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层面？
宋欣：一是美国是统一大市场，和中国一样容易点爆；欧洲虽然强调一体化，实际仍是27个不同的国家市场。语言、客服、风俗、偏好都不同：北欧喜欢极简性冷淡风，南欧热情张扬，巴黎又喜欢黑白灰的高级感，很难一招鲜吃遍。
二是年轻人购买力弱。欧洲年轻人比中美的年轻人都穷。虽然大学基本免学费，但日常吃住要靠自己打工，过得挺紧巴，买个东西都要看半天，三四十欧的东西就会犹豫。所以他们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比较多，因为确实便宜。他们平时的钱大多花在喝酒上，一瓶啤酒能坐一晚上，第二瓶就是灌水聊天。这和中国、美国的年轻人不一样：中国年轻人有父母供着，美国年轻人靠父母资助或贷款上大学，也会出去打工，手里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三是消费者意识形态化。他们非常在意产品是否环保、可循环、是否有益健康。同样一支彩虹色唇膏，在美国可能是爆款，在欧洲会遭质疑：色素是否可食用？为什么卖这么便宜？所以虽然叫“欧美”，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
霞光社：展望未来两到三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最可能在哪些方向继续收紧？汽车、清洁能源、关键技术和公共采购，哪些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宋欣：我们有个“过滤网模型”，是欧洲在一层层过滤企业进入核心市场，也就是公共市场。第一层，通过反补贴调查和外国补贴条例（FSR）把很多国企挡在竞标之外。第二层，通过本土化合规，比如工业加速法案要求电池、电驱动达到一定本地化比例才能认定为欧洲产品、享受补贴，比例仍在商讨。第三层，看你是否符合欧洲的长期自主发展战略，符合的可以得到低息贷款或低税补贴。
按影响程度分三类：钢铁、基建这类以国企央企为主的行业，机会越来越少，碳边境调节机制又会让成本变高，欧洲还可能卡住第三国的贷款，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机会也受影响。依赖补贴的行业，如储能、光伏，风险很大，政策一改就可能失去大客户，补贴还可能倒查追回，要格外谨慎。不依赖补贴、不进公共采购的企业，比如卖给私人市场的车，影响较小。
而且欧洲不会像美国那样加100%、150%的关税，它更可能通过叠加效应慢慢蚕食你的优势。毕竟欧洲是靠出口为生的贸易集团，要买大量中国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对中国太狠，自己也损失惨重。
霞光社：你曾说，2022之后的欧洲市场，看准机会的同时，更得做好安全边界。2027是分水岭，淘汰赛将会持续加速，系好安全带。这两个时间点是如何得出的呢？
宋欣：2022年疫情结束、叠加俄乌战火，欧洲在合规道路上越走越快，想遏制第三国特别是中国企业在欧发展。2027年是因为欧洲法案从提出、讨论到执行大概需要五年，22年到27年，很多法案会真正开始执行。
刚开始执法时可能下手比较狠，第一批交学费的人会比较倒霉，这就是淘汰赛：你之前积累够不够、现金流是否充足，不够的话，被执法一次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霞光社：那如果给未来三年计划进入欧洲的中国企业提出三条建议，你最希望他们现在就开始做什么？
宋欣：第一，心态要稳。欧洲好不到哪儿去，也差不到哪儿去，是成熟的、高合规的、有一定购买力的高端市场。
第二，步伐要慢。每一步决策都要谨慎，要算好账，除了生意账，还要算风险账，后者造成的亏损可能比前者更大，最好找人帮你多算几遍，确认安全边际。
第三，期望要低。别拿中国、美国或东南亚市场那种突飞猛进的预期来衡量，欧洲市场一年增长10%不算什么，连续十年每年增长2%到3%才是细水长流的好生意。否则第一年10%、第二年20%，第三年可能一把就亏回去，退出还要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