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编辑：|王致虚，作者：李小云 夏昕鸣
【导读】9月4日，由多哥代表非洲联盟提出的“纠正地图”决议，在联合国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仅美国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决议倡导在教育和公共传播等场景以平等地球投影代替墨卡托投影。该投影方式相比墨卡托投影，更能反映各国的真实大小，从而使得非洲在世界地图上的占比能够得到正确的呈现。多哥代表强调：“更忠实的地图，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到非洲的财富与潜力，尤其在全球经济与商贸活动中。”由此可见，非洲联盟积极推动这一决议，也反映了非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追求。长期以来，非洲接受着西方各国的经济援助。但这些援助却没有构建起非洲国家的自主性发展力量。这使得学界就援助对于非洲各国影响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本文基于长期的非洲田野调查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长期披着发展外衣的西式对外援助，事实上恰好构成了制约非洲本土发展的深层桎梏；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援助依赖，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肌理上的延续。“天上掉馅饼”式的无偿援助，不仅未能培育非洲内生发展动能，反而扭曲了国家治理架构，使得行政体系与社会发展规划围绕对接外部援助搭建，最终造成发展议程碎片化，社会动员能力萎缩，更滋生出“差旅费文化”等微观层面的行事风气。然而，最近西方援助的“断供”正倒逼非洲走向自主发展的新阶段。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拒绝以本土资源换取援助的条款，标志着一种发展型政治独立意识的萌芽。
本文超越对援助效用的简单评价，将其置于全球南方觉醒与“去依附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考察。文章认为，真正的内生式自主发展，应首先从根本上以平等互利的市场意识取代等待施舍的受援者心态。它固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以西方援助的退场为契机，这一历史进程已经启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6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援助终结，非洲觉醒？
▍引言：援助者撤退倒逼发展
2025年2月3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关闭。这家成立于1961年冷战时期的老牌援助机构被正式裁撤，宣告了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发展体系走向终结。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捐助国相继宣布，将援助预算削减数十亿欧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援助额已同比下降7.1%，预测2030年的援助支出可能比2023年低30%。一些西方媒体将这一援助断供潮形容为“人道主义灾难”。
虽然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依赖援助，但从整体上讲，多数非洲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援助依赖。2023年，发达国家援助非洲的金额高达600亿美元，占其全球援助总额的27%，援助占到了非洲国家国民总收入（GNI）平均值的4%，在中非共和国甚至占到了GNI的27%。而上述援助总额的四分之一都来自美国，处于冲突中的布基纳法索和刚果对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甚至分别高达50%和70%。援助依赖，尤其是对美国的援助依赖，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重大风险。
事实上，非洲政治精英对于援助依赖早有警觉。非洲第一代领导人在去殖民化的初期即提出了自主性发展的主张，加纳在2017年也启动了“超越援助”计划。然而，西方源源不断的慷慨援助及其道义上的承诺，无形中消磨了非洲自主发展的迫切性，反而让非洲自力更生的呼声愈发苍白无力。这种依赖在新冠疫情期间演变为一场生存危机。非洲在疫苗上的严重依赖和断供危机等灾难性后果，让非洲大陆被迫觉醒并转化为具体行动。非洲进出口银行和非洲疾控中心计划融资20亿美元，并确立了2040年疫苗本地化达到60%的目标。到今天，“超越援助”已经成为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的普遍共识。[1]加纳总统马哈马在其2025年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尽管加纳超越援助的发展计划遭遇挫折，但非洲自力更生的时代已经来临。2026年2月，多哥外长罗贝尔·迪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边会上的发言再次引发广泛共鸣：“非洲不再需要施舍，而是需要互利共赢的合作、务实的商业往来以及清晰的发展愿景”，非洲不再希望被视为受援大陆，国际社会应更加注重倾听与对话，了解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合作模式。
当下援助体系的改变，已不再是以往的技术性调整，或者要求受援国改革治理体系从而接受更多援助，而是地缘政治经济新格局影响下的援助终结。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援助完全归零，但曾经的预算援助、一揽子援助，以及各种援助机构人员驾着豪华车、穿着西服在高级酒店研讨贫困问题的援助时代已经终结，很多非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援助终结而倒逼发展的新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援助时代的终结可以看作非洲大陆自独立以来走向自主性发展繁荣的又一个分水岭。对于非洲大陆而言，与其既批判殖民主义的危害，又拥抱慷慨的援助，倒不如告别援助，搭上全球南方发展的列车，将“去援助”和激发自主性作为重构非洲发展新叙事的双重动力。告别援助并非不需要外部支持，而是要严肃地审视援助性发展对非洲内生发展动力的损害，将反殖民主义政治实践所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建设发展型非洲的新动能，实现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型与跃迁。
本文基于长期在非洲从事发展实践的观察，提出非洲应摆脱一味归咎殖民主义破坏的历史记忆，从发展和建构的角度，对政治官僚体系和社会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殖民主义遗产进行彻底清算，从而从援助发展进入倒逼发展，再进入自主发展。本文的讨论虽然大量应用殖民主义和发展援助的概念，但并非旨在讨论这两个问题，而是希望指出，非洲发展叙事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其根源来自长期形成的援助依赖格局。从本质上讲，援助性发展是殖民主义的延续，它生成了反发展的社会肌理与追求发展的政治议程并存的困境。本文基于中国和非洲曾同为西方“他者”的平行经验，对这一系列问题做粗浅的分析。
▍悲观与乐观：非洲发展的两种对立叙事
当殖民主义毫不留情地将其自我定义的文明强加到非洲以后，非洲即成为文明的“他者”，对非洲的全方位改造被包装成“文明的使命”，为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在去殖民化时代，西方在承认殖民主义带给非洲伤害的同时，也不忘炫耀其在非洲殖民时期留下的发展遗产。自1949年杜鲁门提出“第四点计划”为标志的发展时代诞生以来，“殖民”在非洲成了“发展”。但遗憾的是，非洲没有成为发展的宠儿，反而长期摇摆于两种对立的发展叙事之中。
2000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题为《绝望的大陆》的文章。文章唱衰非洲，其依据主要是莫桑比克的洪灾、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塞拉利昂和乌干达的战乱、非洲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不振、气候变化给非洲大陆粮食安全等带来巨大挑战。该文的传播为非洲的发展打上了绝望的标签，生成了非洲发展悲观主义的叙事。非洲发展悲观主义叙事认为，包括非洲大陆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正是其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结果[2]，核心－边缘结构具有顽固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不发达的发展》一书中将国际格局的依附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制约，而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客观困境。[3]全世界最贫困的28个国家中23个在非洲，全世界基础设施最不发达的大陆是非洲，非洲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科利尔（Paul Collier）在其《最底层的十亿人》一书中对地理劣势、战乱频发、资源诅咒、治理失效等与贫困、经济停滞之间的关联性的分析[4]，更有将这一悲观主义理论化的嫌疑。
然而，非洲发展的悲观主义叙事忽视了非洲大陆的发展多样性和局部发展的积极成果，其背后始终隐含着一种逻辑，即非洲之所以陷入发展困境，根源在于相关国家未能遵循西方倡导的所谓“善治”的自由主义发展框架。这一预设在科利尔与伊斯特里的多部著作中经常出现。西方精英通过其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将其设计的发展机制植入非洲所产生的挫败归咎于非洲自身“不争气的发展”和“糊里糊涂的发展”。这虽不能说是西方知识界的蓄意所为，但至少也可以说是西方发展知识霸权的精致利己。非洲发展的自我反思，需要摆脱这种看不见的“被强加”的算计性批判，避免被这一叙事消解非洲自主性发展的社会精神力量。非洲需要深刻认识到其长期作为西方的“发展消费品”对自主性知识发育产生的消极影响，努力寻找自主性反思批判的思想和实践资源。
时过境迁，2010年，麦卡锡全球研究所发布《前进的雄狮：非洲经济的进步与潜力》（Lions on the Move）的系列报告；2011年，《经济学人》根据世界上10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有6个在非洲的现实，提出“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的口号[5]，这些声音标志着现代版的非洲发展乐观主义叙事的出现。非洲发展的乐观主义者认为，自2000年以来，非洲大陆在政治稳定、经济改革和需求增加的多重驱动下，实现了可观的经济稳定增长。从人口增长和资源禀赋等方面讲，非洲是全球最后的增长高地，即使发展速度放缓，仍有大量商机。更重要的是，全球60%未利用耕地位于非洲。[6]许多专家认为随着大宗商品繁荣与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通过外部干预可以推动非洲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路径。2025年，斯图维尔（Joe Studwell）在其受到广泛关注的新书《非洲如何运转：世界上最后一片发展前沿上的成功与失败》中，严肃地批判了非洲发展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从资源、国家治理进步等多个方面来看，非洲都是有希望的大陆。斯图维尔一书最值得赞赏的，是他系统分析了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发展实践经验，并将这一地方性发展实践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展开对比。[7]但是，很多来自西方的非洲发展乐观主义舆论，不仅将推动非洲增长的中国视为债务陷阱的根源，而且还将非洲出现的积极变化视为民主促进增长的案例。对于自主性发展知识生产能力薄弱的非洲而言，这一视角下的叙事不仅产生了发展误读，更为重要的是助长了盲目乐观，抑制了追求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内生性反思，其危害并不亚于悲观主义对发展信心的消解。
上述两种叙事虽表述迥异，却共享一套立论的概念资源，即国家治理、经济结构、资源、人口、教育、卫生等，并将这些概念化为二元对立，形成两种叙事体例，其内涵依然是外部推动非洲社会经济转型的传统路径。比如说，非洲发展的悲观主义者，曾把非洲人口增长看作是非洲发展的负担；而在非洲发展的乐观主义视角下，非洲的人口恰恰是非洲发展的最大潜力，但二者均未涉及殖民主义在社会文化层面遗产的问题，也未触及非洲发展面临的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和不连续性，以及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利益断层问题。因此，无论乐观还是悲观，仍不过是外部世界对于非洲发展结构性困境的不同表述而已。事实上，非洲自其逐渐进入发展时代以来，一直都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摇摆。基于发展表层特征的叙事传播，既没有推动深刻的发展反思，也未产生足够的正向发展激励，反而形成了虚无的失望与盲目的兴奋交替循环的反发展社会心理。非洲的真正发展，需要超越这两种叙事的逻辑轨迹，分析弥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建构中依赖外部的惯习，摆脱所处的结构性发展困境，创造一个属于非洲自己的发展元叙事。
▍援助与非洲发展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只要深入参与非洲的发展实践就不难发现，由于缺乏内生型的发展机制，外部资源的介入，无论是援助还是投资，均很难累积成积极的发展动能。这种内生性发展机制的缺位，核心是社会肌理的“殖民化”。非洲发展的最大障碍，往往并非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匮乏，而是殖民遗产所生成的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制约[8]，即深嵌于社会肌理中的对外部援助的结构性依附与制度惯性。这种困境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国家建设与社会整合的滞后，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对外部资源的过度汲取与内生动力的耗散。这些问题正是非洲发展必须回应的核心挑战。
尽管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半个多世纪，并以主权国家身份进入国际体系，但正如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所担忧的，后殖民时期最隐蔽的枷锁在于心理结构的被殖民化。[9]长期以来，非洲被笼罩在一种外部援助的文化中，西方国家带有霸权属性的援助虽然不同程度地改善了非洲的民生水平和发展状况，但在精神和物质层面摧毁了非洲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10]非洲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并未消除殖民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与同时进入去殖民化的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历程迥然不同。在独立初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赴非洲加纳学习取经，加纳总统非常自豪地把当时加纳大学的校长介绍给李光耀，说他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李光耀听后很失望，讲了一句：加纳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英国文学博士。这一看似简单的日常对话，恰恰触及了去殖民化的核心：如果不从心智上去除不属于自身本体性的社会心理膜拜，去殖民化很容易流于形式，至多成为政治精英追求权力政治正确的工具而已。
殖民习惯的代际延续表现为一种对外来力量的天然依赖与心理顺从，这种未完成的去殖民化在制度层面表现为一种病态的制度同形性（isomorphism）。许多非洲国家的教育医疗、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等现代制度均由外部力量构建，甚至全盘移植自前宗主国或由国际机构设计，缺乏内生根基。[11]在与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中央、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学者讨论西方援助因地缘战略调整而退潮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期待中国成为“下一个美国”来填补资金缺口，这种期待本质上是依附关系的惯性。非洲的独立自主意识并非稀缺，很多非洲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非洲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发出严肃呼声，但都很难唤起全社会的集体性反思。西方的官方援助、教会、非政府组织与研究机构所共同编织的网络长期笼罩在非洲社会，极大地消解了当地社会基础中自力性精神的生产能力。政治精英在艰难展开自力更生的国家建设与接受几乎无须付出太大成本的援助之间，往往很理性地选择后者，导致对殖民主义的否定流于政治口号。
反殖民主义运动虽在政治层面取得了胜利，却未能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完成深刻的革命。精英阶层一方面高谈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在伦敦或巴黎置业，而底层的生存逻辑却依然停留在传统部落或非正规经济中。这种二元结构的固化，使得国家缺乏凝聚全民共识的文化符号与政治动能。相比之下，中国革命的彻底性在于其不仅推翻了旧政权，更重塑了基层社会结构，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与社会整合机制。[12]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着政治共识与社会共识的断裂，顶层精英虽有摆脱援助依赖的政治意愿，但由于缺乏对资源的掌控力与社会动员力，这些意愿难以转化为基层的行动自觉，导致国家政治社会生活陷入“承诺—失败”的治理循环之中。[13]
长期的大规模官方发展援助不仅没有带来预期中的高速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了非洲国家的国家建设进程。在高度依赖援助的国家，政府财政预算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外部，对应的非洲国家官僚体系和制度设计往往是为了对接国际援助、满足捐赠者偏好，而不是向本国国民负责和服务本国长远发展。这种导向不仅扭曲了国家的财政结构，更侵蚀了社会的内生动力[14]，导致其逐渐演变为援助依赖型国家。这种依赖初衷的政治激励无法转化为社会激励，官僚体系的问责机制发生倒置，官员们忙于撰写符合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的英文报告，忙于讨论捐赠国偏好的环保、性别议题等[15]，却忽视了本国民众最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切断了税收与代表权的现代国家契约，进而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虚弱化。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变革通常需要强有力的整合力量，例如社会精英的精神感召、商业资本的市场整合、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与政党组织。然而，非洲一直都缺乏这三种整合力量。当地传统的部落权威在现代化冲击下式微，现代精神领袖缺位；本土强大的商业阶层尚未形成，经济命脉多被跨国资本把控；政治领袖的权力又被移植的西式民主制度分散制衡，难以形成有效的国家意志。[16]这种碎片化状态使得非洲难以凝聚起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合力，陷入低水平均衡的发展陷阱。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断裂状态，却可以在外部不断给予支持的境况下不断被再生产。
宏观的结构性困境在微观的项目合作中，往往以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呈现出平等发展的悖论：在许多非洲国家，当地人习惯于将到访者视为资源提供者或援助者，而非平等的合作者。这也引发了对无偿援助负外部性的思考。传统社会中，互惠是维系社会纽带的基础，而长期的单向无偿援助破坏了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导致受援者心理结构的异化，滋生理所应得的心态。[17]在常态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心态不仅阻碍了政府建立基于税收的现代国家契约，也削弱了社会内部的互助机制和政府的责任感，无形中构成了非洲自主发展的隐形天花板。
当将合作视为一种寻租行为时，合作便失去了平等的基石。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差旅费文化”[18]：在非洲很多地区，通过精耕细作、密植技术与良种推广等方式，完全可以提升农业产量，而且这些技术本身并不复杂，符合非洲的资源禀赋且成本低廉。[19]例如，将在中国西北地区行之有效的玉米种植技术引入坦桑尼亚，产量可实现翻番；推广大豆种植与豆浆制作，能有效改善当地居民的营养状况。然而，这一技术却时刻面临着困境：一旦停止发放出差补助，项目即会停止。当地的合作伙伴往往将中方仅仅视为资源提供者，缺乏自主性，无法调动自身资源，这就使得他们会将每一次技术培训、每一次调研，主要视为获取各种补贴和“差旅费”的机会。尤其是在低薪酬的公务员体系中，项目补贴已异化为维持生计的结构性补充。[20]这种现象并非单纯的个人贪婪等道德问题，而是援助依赖制度化的体现。为了推进项目落地及维持双边关系，援助方往往不得不做出妥协。这一妥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项目的运转，但却是弥散在援助者中的一种“发展无奈”。反复的妥协实质是在深层逻辑上不断强化提供者与受赠者的不平等关系，使得本应打破的依附结构在实践中被再次强化。
▍援助终结与非洲发展型的政治和社会建设
坦桑尼亚前任副总统曾直言，“坦桑尼亚每天都讲发展，但我们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这一表述隐含了“发展”与“发展型”的差别。十多年前，坦桑尼亚赴中国学习的高级代表团在华期间，并未要求会见中国援外机构，而是花了主要的时间考察中国的发改委、农业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各类发展项目，对五年计划的规划过程和专家如何参与这个过程，尤其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感触尤深。他们在中国的考察，一方面观察了中国的发展型政治，如“发展是硬道理”“要想富，先修路”等，同时也体验到了中国的发展型社会，如农民搞产业致富，浙江的小乡镇企业成为大企业等。相反，在很多非洲国家，一年一度的预算年会充斥着各类外部援助者，每天的各类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主题虽然都是讨论如何提供援助，但实质是谈判各种援助的“条件”。在每年一度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参会者最多的也是非洲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同样在讨论援助——非洲的发展政治已经完全被“援助化”。在发展资源严重缺乏的刚性约束下，妥协几乎成为许多非洲国家获得发展资源唯一的选项。不仅如此，援助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一大批从事援助的机构、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依靠援助生存。当特朗普行政当局宣布终止发展援助的时刻，直接受益于援助产业的机构直言，一旦终止援助，会有数千万非洲贫困群体的营养和健康受到影响。这一口号也的确迫使特朗普不得不保留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双重依赖极大地固化了援助的结构刚性，导致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严重“发展化”，但并未成为前述坦桑尼亚高级官员所称的“发展型国家”。
从发展型政治的角度讲，“发展型国家”概念是发展学界对东亚发展成功经验的理论概括，其中主要包含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家计划、技术官僚、私营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等诸多领域。不能说非洲国家完全缺乏这些后发国家成功发展的要素。但是从实践上讲，非洲建设发展型国家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自主发展与外部援助的关系。而处理这一关系需要关注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在宏观上确立自力更生的发展理念，这是发展型政治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非所有接受援助的国家都成为依赖援助的“发展国家”。韩国是接受了援助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案例。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样接受了大量的外部发展援助。越南也同样接受了大量发展援助。很显然，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和越南等国所取得的成就，表面看都与援助相关，但实质是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自主发展机制。中国则是国际公认的后发国家成功发展的样板。我们不能将中国完全列为以日韩模式为主形成的“发展型国家”的范畴，但毫无疑问，中国在高速发展阶段长期的“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的方针，是中国式发展型政治的制度性安排。
对援助的依赖导致了对无偿援助的偏好，以及对营利性经济合作的道德舆论诟病，甚至认为它是债务危机的根源。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是无偿赠款和长期性政策性贷款，其中长期性政策贷款均需要包含一定比例的赠款。依赖这些资源的国家，不仅演化出了一套获取这一资源的国家治理能力，即所谓的发展筹资能力，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依赖发展资金生存的职业知识、社会话语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在总体上成为“发展国家”。从制度效应上讲，西方发展援助框架本身就是竞相获得援助的诱饵，也是债务陷阱和援助依赖根源。笔者团队在非洲国家已开展长达十多年的“小技术，大丰收”和“小豆子，大营养”的项目，无论成本还是效果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哪怕是我们提出农民用自己种植的豆子为自己的孩子换豆浆的建议，都无法落实——几乎所有的外部援助项目都是免费的，无论政府还是乡村都习惯了捐赠的“美德”。最近，当美国取消和减少对非援助，非洲国家面临社会发展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断然拒绝了美国将其健康援助与获取矿产资源挂钩的企图。这种拒绝用资源红利换取无偿援助的立场，标志着非洲发展型政治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发展型国家不仅仅要设立五年发展计划和各种发展远景，也不只是拒绝援助，而是要从理念和实践上摆脱依赖援助，自力更生。
其次是在中观层面强化社会的整合。发展型国家的政府作用不仅仅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和干预，还应在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从而确保其政治议程从上到下的落实。在非洲，援助不仅是财政和物质的流入，更是一种发展文化。从标有各种援助项目的汽车、写字楼的办公室、酒店里的各种会议，到各种媒体的讨论热点，援助已渗透进这片大陆日常运转的肌理之中。政治、商业和知识精英与外部援助机构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援助利益共同体，它们会按照资源提供者的议程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目标群体，以突出自身价值。援助机构基于各自捐赠国的偏好，往往以防止腐败为借口，绕过受援国政府直接运作。在很多非洲国家，来自联合国机构、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覆盖了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部门。在国家能力脆弱、行政触角难以有效覆盖基层的地方，过多的外部组织介入导致国家发展议程的极度碎片化。在笔者工作过的东非某省，政府官员每天都在忙于完成来自不同国家援助项目的报告。笔者在长达十多年的工作中发现，地方官员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妇女赋权、气候变化等议题，几乎很少能看到由当地政府主导的旨在解决乡村道路、学校、农业技术推广等当地迫切需要的工作。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机制，不仅削弱了国家整合社会资源的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民众更多地感受到外部援助者的“恩惠”，这实际上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权威的发育，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以及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脱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实现赶超发展需要高度的社会共识与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凝聚社会共识和推动集体行动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外部支持不应消解或绕过国家权力，而应有助于重建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使政府重新成为社会整合的核心中枢。
发展型国家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政治实践，也体现在日常社会的微观方面。依赖援助的“发展国家”的制度路径与文化惯习，导致了很多非洲国家无论接受援助还是吸引外资，受益者都是少数群体：例如能为外方机构工作的人员和参与项目的群体，以及若干经济部门（如矿产）。这就造成了非洲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分化，繁荣与落后并存、增长与减贫脱节的发展困境。即使那些被非洲发展乐观主义赞誉的国家发展，依然是宏观经济增长及其产生的资源停留在精英阶层，无法惠及底层；反过来，微观生存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无法汇聚成国家资本，进而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无论是从落后进入繁荣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还是实现了发展奇迹的中国，都曾获得过巨额外部援助和外部投资，但均未陷入“发展国家”的陷阱，相反则成为不同类型的“发展型国家（地区）”。中国的经验说明，宏大的发展叙事往往源于无数微观个体活力的迸发与聚合。非洲的发展不乏增长的孤岛，甚至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内部某个小区域直接链接全球产业链的奇特发展景观，但是推动非洲社会整体进入发展状态，仍然是非洲发展必须跨越的门槛。
笔者团队与腾讯公司共同发起了“全球南方兴乡青年计划”。该计划不同于在传统发展援助框架下讲授项目管理、性别平等、农民参与等能力建设活动，培养他们成为执行援助项目的助手和“地方专家”；相反，这一项目带着这些年轻人到中国乡村创业的第一线，中国的乡村CEO和他们交流如何经营乡村、如何连接市场。来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岛的青年学习了中国云南林下种植技术，回到当地后在丁香树下种蔬菜；来自印尼的青年培训回去后，设计了自己的电商平台。非洲庞大的青年人口被视为非洲发展的巨大优势，然而长期的援助依赖导致了教育和就业的外向性。因此，在青年一代的思想中植入自主创业的商业精神，是摆脱殖民心态的重要途径，是发展型国家而非发展国家的社会种子。只有市场商业精神可以逐渐推动从等待施舍的依附心态向平等交换的契约意识的跃迁，因为援助建立在道德优越感之上，隐含着给予和接受的等级，而商业合作基于契约、风险分担与互利，能够有效打破慈善逻辑中隐含的道德等级，重建合作双方的平等地位。
▍结语
对于援助的批判并非新鲜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里（William Easterl）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其有着广泛影响的《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就指出，援助的悲剧是西方花了数百亿美元，都没能为穷国的贫困家庭提供价值仅四美元的蚊帐。[21]非裔女经济学家莫约（Moyo）更是尖锐地质疑西方为非洲提供60年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但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22]很多来自不同学科从事非洲发展研究的学者，都提出了通过援助推动发展的模式对受援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负面作用的观点。但是这些批判既没有影响援助的逐年增长，也未能触及系统性严肃审视援助危害的思想开关。事实上，各种带着真金白银的承诺、以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杜大卫（David Dollo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关于援助有利发展的学术支撑，以及提供援助集体组织不断提出各种改善援助效果的议程，更是不断强化了援助的刚性供给。其结果不仅不断推高援助的盲目热情，也麻痹了受援助者的自主神经系统，强化了援助的依赖。
后西方秩序下，全球发展叙事正在经历一场重新书写的过程。非洲的系统性和深层次的去依附化进程绝非孤立的大陆叙事，而是全球南方整体性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拒绝将美国的最新卫生援助与其矿产和政府支出挂钩，显示了非洲大陆的去依赖不再是一句空话。当西方援助出现断供与退潮，当非洲国家开始拒绝被定义为“受援大陆”，当团结自强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制度实践，这些信号共同指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蓝图愿景，正如非盟2063年议程所描绘的“一个一体化的、繁荣的、和平的非洲，由自己的公民驱动，作为全球舞台上的动态力量”。启动这一进程不仅需要从形式上拒绝不平等的援助条款，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政治和社会文化肌理的细节中清除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残余。
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根基，在于对发展自主权的共同捍卫。无论是非洲的工业化进程，还是亚洲的现代化探索，抑或拉美的资源主权斗争，这些路线虽各有差异，却共享一个核心诉求：发展的主体必须是本国人民，发展的议程必须由本土定义，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在认知层面，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重建多元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在制度层面，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民主化改革，让南方国家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在实践层面，深化南南合作的经验互鉴与资源协同，培育以内生动力为核心的发展新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转折并非否定国际发展合作的价值，而是强调真正的发展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非依附与施舍的关系之中。非洲发展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条路虽尚未走完，但方向逐渐清晰，依附的时代正在终结，本土的觉醒已然发生。非洲正在从全球发展的客体转变为塑造未来的主体。此刻，非洲正在像非洲思想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所倡导的那样——学习写作，讲述自己的故事，定义自己的发展。这是依附终结的宣言，更是本土觉醒的序章。
编辑|王致虚
本文受到“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全球南方发展与乡村转型创新实践与研究专项基金”的资助。本文系基于李小云教授在播客《路走我》中的对谈论述及理论进展整理扩充而成，旨在探讨后西方语境下中非发展合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1]H.Janus,S.Klingebiel,S.Paulo,“Beyond Aid:A Conceptual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27,No.2,2015.
[2]徐秀丽、李小云：《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
[3]A.G.Frank,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Amy Hite,2000,pp.15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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