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集智俱乐部 ，作者：KK


电影《流浪地球2》中，人的思维与记忆可以被保存、复制，在机器上延续生命。如果未来真的实现这种设想，人类可以将意识复制到机器中，那么机器上的“数字生命”还是自己吗？本文借助海尔斯对信息与具身经验的辨析、哈拉维对赛博格与社会关系的考察，将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人为何被理解为信息、身体如何参与经验的塑造、数字世界的运转依赖什么，又是谁在决定“数字生命”的行动。


「集智俱乐部」联合人工智能哲学、心智哲学、逻辑学、知识论、科技哲学与复杂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发起“涌现之后：追问机器的智能、意识与知识”「人工智能与哲学」读书会。读书会第10期《赛博格的行动边界：新的知识生产实践》将结合常人学方法论和赛博格理论，进一步审视伦理基础设施，并以《自然》的AI使用公约为例，探讨这些理论如何进入当下科研规范实践。本期读书会将于11月4日周三晚19:30–21:30线上进行。


关键词：数字生命、意识上传、具身性、赛博格、数字分身、人机关系


“人类的本质就是一堆电信号。”


电影《流浪地球2》开场，用这句话阐释“数字生命计划”的理论根基。按照电影中的设定，人的思维和记忆可以被制成一个数字备份，上传到机器中。生理活动停止之后，数字备份仍能在机器上继续运行，由此成为“数字生命”。


电影中，科学家图恒宇试图将已去世女儿图丫丫的意识上传到超级计算机，希望女儿在数字世界中继续成长。在他看来，只要思维和记忆能够被记录并重新运行，生命便能越过肉体死亡的界限。


《流浪地球2》中的图恒宇和图丫丫


电影中的数字生命仍是想象，但如何留住一个熟悉的数字交流对象，已经成为现实中的问题。随着AI陪伴产品的发展，一些用户与AI角色长期交流后，逐渐将它当作一个情感依赖的对象。但商业产品总会有停止服务的那一天。豆包于2026年7月15日下线智能体功能，并公告10月15日后将处理相关数据，用户将无法在豆包内查看或恢复。有用户提前备份了聊天记录，尝试在其他平台重建原来的角色，希望延续那些熟悉的交流。但很快有人发现，这些重建的角色和自己所熟悉的并不一样（AppSo 2026a）。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基础模型和运行方式，深刻影响着AI角色的能力和表达。


这一现象也让《流浪地球2》中的意识上传设想有了更值得思考的地方：即使一个人的记忆和表达方式能完整保存，那原来那个不断感知、思考和经历世界的“我”就能随之延续吗？


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相互衔接的视角。下文将借助海尔斯的分析，追溯人们如何逐渐把自身理解为可保存、可复制的信息，继而讨论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如何塑造经验，以说明为何保存记忆不足以延续生命。在此基础上，转向哈拉维，考察支撑数字世界运转的设备、劳动与社会关系。最后，从这些依赖关系出发，探讨谁能决定数字分身的表达和行动。希望借助这些讨论，读者能对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有新的理解。


N.Katherine Hayles

杜克大学文学教授

资料来源：https://people.duke.edu/~nkh4/index.html

Donna J.Haraway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意识史系荣休杰出教授

资料来源：https://directory.prd.idm.aws.ucsc.edu/cd_detail?guid=G000107826


一、人为何被理解为信息


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意识上传就已经是科学与哲学交叉领域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机器人学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提出，未来的机器可以逐步读取人脑中的信息，并接替神经系统执行相应功能。如果认知活动能在接替过程中持续进行，人的意识似乎便有可能从生物身体转移到计算机中（Moravec 1988）。


Hans P.Moravec

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资料来源：https://frc.ri.cmu.edu/~hpm/


这依赖一种特定的人观，即维系个人身份之关键在于记忆、思考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的信息模式。组成身体的物质不断变化，我们却仍然把昨天和今天的自己视为同一个人。于是，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出现了：如果能把信息模式保存下来，那么承载它的身体是不是就可以被完全替换掉？


1999年，海尔斯出版《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她试图解释，为什么这种设想在现代技术文化中越来越有说服力。在她梳理的历史中，信息逐渐被理解为可以跨越不同载体的模式；人与机器的关系不断变化；人也越来越常被描述为依靠信息处理和反馈来活动的系统（Hayles 1999）。


书籍题目：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书籍作者：N.Katherine Hayles

出版机构：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发表时间：1999年2月


这段历史的重要起点是20世纪的控制论。研究者发现，恒温器能够根据温度变化调节工作状态，生物体也会利用反馈调整活动。虽然两者的构造截然不同，却可以用信息输入、反馈和调节等共同的方式来描述，通过暂时抽去材料上的差别，研究者能够比较不同系统的运行规律（Hayles 1999）。


这种思维方式为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改变了人们理解自身的方式。既然信息模式可以在不同设备之间传递，意识似乎也有可能像程序一样迁移。身体在这一想象中退到背景，成为可以替换的载体。


海尔斯注意到，信息科学抽取信息的方法会影响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想象。科学家为了描述一种活动，选择记录其中可计算的部分；但人在实际生活中，还通过身体感受环境、作出反应，并在经历中不断发生变化。信息只记录活动的某些方面，而人的经验始终发生在具体的生活过程中。


她在著作序言中讨论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模仿游戏”，也与这一问题有关。在广为人知的图灵测试中，判断者通过文字与看不见的对象交流，并根据回答判断对方是人还是机器。实验将身体外观和现实情境排除在观察范围之外，语言表现成为判断的唯一依据（Turing 1950）。


论文题目：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论文作者：A.M.Turing

网页链接：https://courses.cs.umbc.edu/471/papers/turing.pdf

发表时间：1950


这一设计帮助人们集中研究机器的语言能力，也让一个问题变得突出：屏幕上呈现的形象，与在真实世界中感知和行动的存在，是什么关系？


海尔斯关心的，正是个体呈现的表达与其真实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在以文字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环境里，一个人可以通过语言展现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但这些文字只能呈现其活动的一部分，无法直接呈现他如何通过身体感知世界、采取行动并与环境互动（Hayles 1999）。


豆包智能体下线后的角色迁移，提供了一个当代例子。用户可以保存人设和聊天记录，再把它们交给另一个平台。但这些记录文字能保存的只是“记录”，产生这些文字背后的“过程”难以被复制。这意味着，同样一份记录，进入新的系统后，可能产生不同的后续交流。不同平台的基础模型、记忆提取方式和运行规则差异，使角色的语气、逻辑等方面发生变化，不再是用户熟悉的那个角色。


数字角色与人的意识有着不同的技术和哲学前提，却共同呈现出“记录”与“过程”之间的距离。记录留下了已经发生的内容，但要让新回应不断产生，还需要持续运行的过程。理解个人生命的延续，也就需要追问，人的经验究竟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二、不止大脑，身体也在思考


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把大脑看作思考的中心，把身体看作接收信息和执行命令的工具。但许多能力是在身体与环境的不断互动中才学会的。


刚学骑自行车时，人需要感受重心变化、车身倾斜和路面状况，再通过动作获得新的反馈。经过反复练习，许多动作逐渐变得自然。身体在一次次尝试中学会如何应对环境，人的判断也随着这些经历而改变。


海尔斯强调的具身性（embodiment），正是要说明身体如何参与认知活动。眼睛、耳朵、双手和运动能力，决定了人能够接触到什么；身体怎样行动，又会改变接下来能够获得的信息（Hayles 1999）。感知、行动和环境反馈相互连接，人的经验由此不断形成。


人工耳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人机结合案例。这种设备采集声音并进行处理，再通过电刺激作用于听神经，帮助部分重度听力损失者获得声音感知。植入之后，使用者还需要经过适应和训练，逐渐学会理解新的声音信号（NIDCD 2024）。听觉能力的形成，依赖电子设备、神经系统以及持续的学习。


技术因此改变了人接触世界的方式。新的感知能力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也会带来新的生活经验。回到意识上传的设想，即使记忆被完整保存下来，身体如何在新环境中参与感知、学习，以及新的经历如何接续过去的生活，仍是理解生命延续的重要问题。


人与AI的长期互动，从另一侧面显示了经验如何在反复交流中积累。经常使用同一个模型的人，会逐渐知道它擅长什么、缺点是什么，以及怎样提问更容易得到满意的回答。这些经验改变着使用者的交流习惯，使某种对话方式逐渐变得熟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模型更新会使部分用户感到不适。2026年10月14日，GPT-5.5从ChatGPT等产品中退役。一些用户在退役前整理GPT-5.5的表达风格、共享背景和典型对话，为其编写“转世说明”（AppSo 2026b）。这些用户希望保留的不只是过去的对话，也有长期交流形成的习惯。资料可以很快重新输入，熟悉的交流方式却需要在新的互动中慢慢磨合。


这些例子让“继续交流”有了更具体的含义。单次回答能保存下来，但长久相处所形成的交流习惯和个人感受，却是在一次次互动中积累起来的。它们首先说明人的生活如何受到AI互动的影响，也使一个新问题浮现：支撑这些交流的系统，怎样才能持续运行？


三、数字世界背后的现实劳动


《流浪地球2》中数字生命仍然面临限制。丫丫能够在数字世界中活动多久，受到计算能力和运行环境的约束。要让她继续与父亲交流，就需要足以维持数字世界的设备。电影里看似已经脱离肉体的生命，仍然要依靠计算、供电和维护获得持续活动的条件。


现实中的AI系统也一样。保存下的资料能在存储设备里长期留存，AI角色要不断回应新的问题，则需要计算服务持续运行。服务器由谁维护、能源由谁提供、系统如何更新，会影响这种交流能否维持。技术系统的运行条件，由具体的人和组织共同提供。


从这里进入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便能理解这篇文章为何把机器和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讨论。


哈拉维1985年发表、1991年再版《赛博格宣言》，当时电子技术与跨国生产正在改变劳动和生活。她所说的赛博格（cyborg）是一个由有机体和机器结合而成的存在。医学设备与人体协同工作，是现实中的人机结合；现代人在生产、交流和生活中越来越依赖技术、机器，则使赛博格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含义（Haraway 1991）。


文章题目：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赛博格宣言》

文章作者：Donna Haraway

来源：In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149–181.


哈拉维进一步讨论，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边界，如何在现代科技中发生变化。这些边界还关系到社会如何划分人的身份、承认不同的能力，以及分配工作与责任。技术深深嵌入生活之后，一个人的能力往往同时依赖个人、机器与他人的劳动（Haraway 1991）。


为了分析这种变化，她提出“统治的信息学”（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这个说法指向信息技术参与社会组织和控制的方式：生产可以被拆分成分散的环节，再由通信网络连接起来；劳动、家庭与公共生活中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系统的协调和管理（Haraway 1991）。技术扩大了组织活动的范围，同时改变了不同参与者所处的位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多工作被拆分、转移和替换。企业跨地区组织生产，劳动者却要承担更多的不确定性。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工作条件和收益的分配，只有把设备背后的劳动纳入视野，才能看见新技术怎样影响不同人的生活。


这样的分析对今天的AI同样具有启发。模型能够回答问题，背后有硬件制造、数据处理、系统开发和日常维护等工作。用户在屏幕上获得一种新能力，还要依赖负责提供和管理服务的组织。谁能获得这些服务、使用多长时间、能够调整哪些规则，都会影响个人实际拥有的行动空间。


于是，人机结合逐渐呈现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机器扩展了人的感知、思考和交流能力；维持这些能力的工作与资源，则分布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哈拉维让人看到，技术带来的变化，也发生在这些关系如何组织和分配的过程中。


四、谁决定了“数字生命”的行动


数字生命的想象伴随着对自由的期待：身体可以替换，记忆能够保存，人的活动似乎可以摆脱原有的限制。但当交流、知识和行动依赖技术系统，个人能够决定什么，也就与系统的组织安排密切相关。


以数字分身为例，一位研究者可以把论文、讲座和课程资料交给AI，让其他人随时提问。系统根据已有材料组织回答，帮助读者理解研究者的观点。随着资料更新，数字分身的回答也可能发生变化，让过去积累的知识参与新的交流。


这种交流涉及几类不同的决定。研究者可以选择和更新资料，读者可以提出问题并指出错误，维护人员需要保证系统稳定，平台则负责部分运行规则。最终得到怎样的解释，受到这些参与者的共同影响。要让数字分身持续发挥价值，就需要明确谁能修改内容、谁能解释系统的限制，以及出现问题时如何纠正。


对平台而言，产品必须随着技术、安全要求和运营条件而变化；对使用者而言，熟悉的互动方式也需要获得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两方面的需求如何协调，取决于是否提供充分告知、合理的资料迁移途径，以及让用户参与调整的机会。


近年的AI陪伴研究已经开始讨论这些安排。研究者在对AI陪伴社区讨论的分析中注意到，当长期互动的角色突然改变或消失，一些用户会反复尝试恢复熟悉的交流方式（Poonsiriwong,Archiwaranguprok,and Pataranutaporn 2026）。因此，服务如何结束、用户如何获知变化、过去的交流可以怎样保留，也成为技术设计需要面对的问题。


论文题目：“Death”of a Chatbot:Investigating and Designing Toward Psychologically Safe Endings for Human-AI Relationships

论文作者：Rachel Poonsiriwong、Chayapatr Archiwaranguprok、Pat Pataranutaporn

作者机构：MIT Media Lab

发表时间：2026年2月6日上传arXiv


在哈拉维看来，面对新的技术关系，人们还可以通过合作扩大行动空间。她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亲和性”（affinity），用来理解不同身份和处境的人如何围绕共同关切形成联合。参与者拥有不同的经验和利益，却仍然能够就具体问题建立联系，共同争取改变条件的机会（Haraway 1991）。


将这一思路放到AI应用中，知识提供者关心表达是否准确，用户关心服务是否可靠，开发者和维护者则需要处理系统的能力、成本和安全问题。围绕资料更新、错误纠正和服务调整，各方可以形成具体的合作。使用者因而既能借助技术完成任务，也有机会参与影响技术的运行方式。


这种合作也为讨论数字生命提供了新的角度。电影中图恒宇希望延续的，是图丫丫能够继续经历世界、与他交流的生活。她所处的数字世界必须持续运行，才能让新的经历发生。现实中的数字分身同样依赖技术和组织支持，但其可观察的价值首先体现在知识保存、信息交流与服务能力之中。


当一个人的文章、课程和研究资料可以由AI不断组织成新的回答，过去积累的知识便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读者能够继续提问，知识提供者能够更新材料，维护者能够改进系统。在多方共同互动中，形成新的交流过程，让人的知识活动向机器与其他参与者延伸。


回到《流浪地球2》，数字生命设想承载着人类突破肉体限制的愿望。今天的AI还无法实现这一设想，但已经能让人的知识、表达以新的方式得到保存与延伸。这一变化的意义，或许不仅在于我们能够留下更多过去的痕迹，还在于这些痕迹能够进入新的交流，在不断发生的互动中产生新的意义。


但延续也伴随着变化。新的交流可能丰富过去的知识，也可能改变原有的表达；技术能够维系熟悉的关系，也可能在更新和调整中重塑这些关系。海尔斯让我们看到，经验是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哈拉维则提醒我们，这些互动始终处于具体的技术条件与社会关系之中。延续的内容与方向，因而不仅是技术能力的问题，也与人的选择和共同参与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当一个人的记忆和表达借助机器继续发展，后来产生的内容便不再完全由他的过去所决定，而是融入了技术系统与其他参与者的影响。但这些内容，可能仍然以他的名字、声音或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那些以他的名义继续产生的思想与表达？或许，这是我们认识数字时代人与技术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AppSo.2026a.AI陪伴鼻祖破产，你能导出聊天记录，却带不走TA.AppSo微信公众号，10月14日。


2.AppSo.2026b.今天，GPT-5.5正式退役，网友连夜给它安排「转世」.AppSo微信公众号，10月14日。


3.Haraway,Donna.1991.“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In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149–181.New York:Routledge.


4.Hayles,N.Katherine.1999.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NIDCD).2024.“Cochlear Implants.”Updated June 13,2024.


6.OpenAI.2026.“GPT-5.5 retires from ChatGPT,ChatGPT Work,and Codex on October 14.”ChatGPT&Codex changelog,September 14,2026.官方文档。


7.Poonsiriwong,Rachel,Chayapatr Archiwaranguprok,and Pat Pataranutaporn.2026.“‘Death’of a Chatbot:Investigating and Designing Toward Psychologically Safe Endings for Human-AI Relationships.”arXiv:2602.07193v2.


8.Turing,A.M.1950.“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 59(236):433–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