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直门外汉 ，作者：医研堂堂主


一颗头骨，被戴上眼镜，拍成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照片的主角，是医学生熟知的“大体老师”。


10月29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发布情况通报：10月14日，一名2026级新生在解剖实验课后，”对大体老师头骨标本进行摆拍并发布朋友圈。学校已对其批评教育，给予校纪处分，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事情有了处理结果。但通报没有披露具体处分等级，也没有交代实验室当时的管理情况。


一名学生的不当行为，最终会不会只以处分学生告终？


这恐怕是比那张照片更值得追问的事。


01


先说这名学生。


据媒体报道，涉事学生曾给头骨戴上眼镜，配上戏谑文字发朋友圈。照片被高中同学看到后，遭到举报。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课堂留影。


解剖实验课上的人体标本，是医学生学习人体结构的重要材料。学生可以观察、触摸、研究，但这些行为都应服务于教学。给头骨戴眼镜、编段子、发朋友圈，显然已经偏离了教学目的。


当然，也不必因此断言，这名学生天生缺乏医德，将来一定当不好医生。


他是2026级新生，事发时入学不过一个多月。对于刚刚进入医学院的年轻人来说，第一次接触人体标本，可能有恐惧，有好奇，也可能有年轻人惯常的玩笑心理。


医学教育原本就需要帮助学生克服对遗体、血液和死亡的恐惧。一个未来可能拿起手术刀的人，不能始终害怕人体组织。


但克服恐惧与轻慢逝者之间，有一条必须守住的界限。


这条界限究竟有没有被清楚地告诉学生？


不少医学院校在解剖课前，都有向大体老师默哀、鞠躬的传统。有些学校还会专门讲述遗体捐献者的故事。


这些仪式有意义，却不能代替日常管理。


学生走进实验室后，能不能拍照，什么情况下可以接触标本，实验结束后怎样归还，有没有教师监督，都需要明确的规定。


一名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认真鞠躬，转身又把头骨拿起来开玩笑。这说明至少在这个学生身上，尊重生命的要求没有落实到具体行为。


医学伦理教育最难的地方，恰恰是把人人都会说的道理，变成无人监督时也能遵守的规矩。


02


再说学校。


从通报看，学校对涉事学生的处理相当迅速，态度也很明确。


但事情发生在10月14日，正式通报是在10月29日。中间这半个月，学生已经完成了拍摄、发布，照片也流传到了校外。


这期间，实验室管理制度有没有发挥作用？学校是在什么时间发现问题的？是否对当时的教学过程进行过复盘？


目前没有足够信息作出判断。


不过，学校通报中的一句话值得留意：将进一步加强医学伦理教育，从严规范教学管理。


这意味着后续至少还有两件事需要做。


一是教育学生，二是检查管理。


前者容易落实。开会、讲课、组织学习，学校都有成熟的办法。


后者麻烦得多。


实验室是否允许携带手机，拍摄人体标本由谁审批，教师在场时如何监督，实验结束后由谁清点标本，发生违规行为后如何追责，都需要落实到具体岗位。


过去，如果管理要求主要依靠教师口头提醒，那么以后就需要明确成文的操作规范；如果已有规定，就要检查执行情况。


这不是要把责任简单推给教师。学生已经具备独立行为能力，应当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但学校承担教学管理责任，不能因为学生受到处分就自动结束。


类似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


2024年，内蒙古医科大学也曾被曝有学生手举大体老师头骨合影。学校工作人员当时向媒体表示，已要求学生写情况说明，并提到事件涉及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


两年后，又有学生因为类似行为受到处分。


当然，不能凭两个个案就断言全国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管理漏洞。但至少说明，人体标本被用于不当拍摄，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法预见的问题。


2024年，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明确提出把医德培养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


文件已经写得很清楚。现在更需要知道，这些要求到了具体学校、具体课堂，究竟怎样执行。


03


这起事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当事方：遗体捐献者。


2024年，《健康时报》曾报道南京医科大学一名特殊的“大体老师”——李娟。


2011年，来自江苏宿迁的李娟考入南京医科大学。入学两个多月后，她被确诊为中晚期黑色素瘤。


得知病情后，她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学校。


她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帮助医学研究，也希望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所刚刚考入的大学。


后来，李娟的故事被写进学校的医学伦理教育馆，成为后来医学生认识遗体捐献的一堂课。


这个故事令人动容的地方，在于一个年轻人明知生命即将结束，仍然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学。


遗体捐献者有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捐献动机。但他们共同面对一个现实：遗体交出去之后，自己再也无法监督它如何被使用。


他们只能相信接收机构，相信未来接触遗体的医学生和教师。


这份信任并不容易获得。


据《北京青年报》10月29日报道援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截至2026年9月，我国累计遗体捐献已达6.9万余例。


每一例背后，都有具体的人和家庭。


需要说明的是，长沙事件中头骨标本的具体来源尚未公开，不能直接认定它来自某位自愿捐献者。但不论来源如何，人体遗骨都应得到尊重。


一旦人体标本成为朋友圈里的玩笑素材，受到影响的就可能不只是涉事学校的声誉。


那些已经登记遗体捐献的人，可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那些正在替亲人办理捐献手续的家属，也可能因此产生顾虑。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起事件已经造成遗体捐献意愿下降。但这种担忧本身值得重视。


对于依赖社会捐献开展教学和研究的医学院校来说，维护捐献者的信任，原本就是教学管理的一部分。


如果学校只强调学生应当感恩，却不能让家属知道遗体和标本如何被规范使用，那么再多的纪念仪式，也难以完全打消顾虑。


04


回到长沙这起事件。


涉事学生已经受到处分。接下来，他需要接受教育，也应当有机会认识错误、改正行为。


学校同样还有工作要做。


比如，检查实验室的拍摄规定，核实教师监督和标本管理流程，明确今后发生类似情况由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向社会说明整改措施。


这些事情未必需要再发一份长篇通报，却直接关系到下一批学生走进解剖实验室时，会受到怎样的约束。


一名医学生从第一次接触人体标本，到将来面对真实患者，中间还有漫长的专业训练。


医生可以习惯鲜血，习惯伤口，习惯面对死亡。但这种职业上的熟悉，不应成为轻慢他人身体的理由。


尤其是那些已经去世、无法提出异议的人，更需要依靠医务人员的职业自律和机构管理获得保护。


长沙这名新生已经为自己的朋友圈付出了代价。


至于学校是否会因此改变一些具体做法，还需要看后续行动。


毕竟，下一堂解剖课还会照常开始。


那颗被拿来摆拍的头骨，也终究要回到它本该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