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编辑：王致虚，作者：坎贝尔、多希
【导读】近一周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购买俄罗斯柴油以降低国内油价，同时将放松针对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制裁，并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此举遭到英国、德国、法国和欧盟委员会公开反对，批评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盟友共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文称：“这一协议如同楔子一般，直插西方联盟的核心。”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延续其“美国优先”政策理念，推行“交易型”同盟外交：威胁退出北约、施压增加军费、加征关税、申索邻国领土；亚太方面把同盟安全义务贸易化，同时拉拢俄罗斯，引发盟友强烈不安。有观点认为，跨大西洋和西方同盟关系正处在二战以来的“冰点”，美欧战略界弥漫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
针对这种现实，美国前政府核心外交官库尔特·M·坎贝尔、拉什·多希近日撰文，反驳这种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并提出了“联盟聚合”（allied scale）的改革方案。文章追溯冷战期间多次同盟危机，证明美欧同盟历史上本就充满摩擦，不存在和谐的“黄金年代”，危机之后同盟反而迭代升级。俄乌战争让美西方的威胁认知趋同，物质纽带与官僚网络，则不受政治周期左右，成为联盟关系的压舱石。作者坦言旧有的同盟关系把伙伴当作依附者、美国提供保护与市场的模式难以为继，重振联盟必须建立在审慎务实、双向互惠的基础上，打造聚合市场、产业、技术、军力的能力建设平台，才能在后特朗普时代建立一个开放、繁荣、有活力和吸引力的新联盟。
坎贝尔与多希的主张，本质上是美国建制派为修复特朗普冲击、适应大国竞争而提出的同盟改革方案。作为资深外交官和研究者，作者看到了美西方传统联盟模式的弊病，也指出了同盟韧性的结构性来源，对我们理解西方同盟关系演变和走向具有参考价值；但也要看到，作者对西方战略共识存在高估，对各国内部政治约束考虑不足。文章提出的务实主义联盟改革方案，揭示了大国竞争形态正在转向产业、技术、供应链、标准领域的议题化博弈，带有明显美国本位立场预设，其框架和逻辑仍然是新冷战思维的延续。
本文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9/10月号，原题文“How Alliances Survive：The Case Against Pessimism and the Path to a New Allied Order”，有删节，供诸君批判性阅读。
西方联盟如何存续下去
——拒绝悲观主义的论据和通往新联盟秩序的道路
1984年，里根政府决定向西欧部署“潘兴II”（Pershing II）中程核导弹，此举导致十万抗议者走上欧洲各大城市的街头。数月之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几位高级官员把北约秘书长彼得·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堵在他的布鲁塞尔办公室门外。当时紧张气氛仍未平息，这些官员抱怨美国人态度粗鲁、行事鲁莽，无视对盟友的建议。卡林顿听他们说完后耸耸肩，给出了他一贯的结论——为何美国的必要性需要盟友容忍：“唉，他们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的美国人。”
今天这种容忍正受到严峻考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便威胁夺取格陵兰并退出北约，从德国撤军、干预盟友的选举，还对友邦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却对莫斯科滥施峰会外交、极尽逢迎（elavishing summitry and flattery）。盟友的警觉回应是可以理解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宣称：“我们与美国曾经拥有的那种旧有关系结束了。”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警告说，一道“深深的裂痕”（deep rift）正在形成。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称：“我们曾经熟知的西方已不复存在。”新加坡前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 Hen）哀叹，美国从一个合作伙伴变成了一个“收租的房东”（landlord seeking rent）。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认为这些联盟不太可能恢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则质疑“我们的朋友和盟友究竟还会不会再次信任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为那个美国盟友始终追随华盛顿的时代写下悼词（eulogy）：“那样的日子现在已然落幕，短期内不会重返。”
这种悲观情绪可以理解，但是被严重夸大了。盟国首都的不满虽发自真心，却不能长期指引未来的走向。尽管当下局势看似危如累卵（dire），但美国的同盟体系仍将挺过特朗普冲击（the Trump shock），其背后缘由是各大新闻头条未曾揭示的。第一，这一联盟体系曾经安然度过至少与当下同样严重、如今却已被淡忘的数度冲击，而眼下的冲击更多源于总统的个人特质，而非某种持久的新政治。第二，造就这些联盟的威胁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加剧并趋于合流，盟国对俄罗斯的认知正达成前所未有的一致。第三，强大的引力继续从经济、技术和军事层面将盟国凝聚在一起，抵消了来自华盛顿“去风险”（de-risk）的努力；与此同时，专业的官僚系统则在远离政治聚光灯处悄然推进合作。
若放任这种悲观情绪固化为“普遍看法”（conventional wisdom），它就可能沦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政策制定者认定联盟无可挽救，便会停止为维系联盟付出努力。然而，这些凝聚力量将推动联盟度过“特朗普时刻”（Trump moment），倘若盟友各国抓住机会，还将为联盟必要的转型奠定基础，以应对一个日趋强势的俄罗斯带来的挑战。当下的种种焦虑，无论初衷如何，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联盟体系：正如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紧张局势能够催生改革，进而创造未来的能力。各盟国将从依附者转变为实力的共同缔造者，集中各自能力形成我们此前所称的“联盟聚合”（allied scale）。特朗普政府呼吁盟国承担更多责任，以便美国可以减少付出；但事实上，未来盟国与美国都需要加大投入，构建双向的能力流动与相互依存关系，最终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诚然，正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及其他盟国领导人所主张的那样，“没有回头路了”（there is no going back）。但这绝不意味着联盟体系的终结，而是要为新时代重新锻造（reforge）这一体系。
▍新宿命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迄今对美国联盟造成的损害，已超过他整个四年的第一个任期。部分原因是，上一届任期内那些设置“护栏”（guardrails）的国际主义派幕僚（internationalist staff）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各界对美国联盟前途日益增长的担忧，并非仅仅指向特朗普个人；这种担忧源于一种信念：长期存在的侵蚀性力量，加之特朗普对信任的冲击，正在瓦解这一体系直至其无可救药。
第一组侵蚀性力量存在于美国内部。正如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菲尔·戈登（Phil Gordon）和玛拉·卡林（Mara Karlin）在本刊所指出的，整整一代人经历的对外干预的失败、经济挑战和内向型政治（inward-looking politics），让美国人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愿为全球秩序买单（underwrite）。按照这种说法，特朗普既是结果，也是原因。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或许看似反常，但第二个任期标志着一种模式，意味着政策钟摆未必会回摆。
第二组侵蚀性力量来自盟国首都。按这种论述，美国信誉的坍塌正促使盟友调整战略取向，而这种调整将被证明不可逆转。特朗普把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承诺视为有条件和交易性的（transactional），即便没有大规模撤军或对盟友动武，也改变了这些承诺的根本性质。欧洲各国政府已在提高“战略自主”（autonomy），追求在防务上不依赖于美国，法国和英国甚至提议为欧洲建立新的核保护伞。亚洲盟友也在重新审视美国联盟体系的基石之一——延伸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并考虑获取自己的核能力。这两类盟友都在组建新的中等强国联盟（middle-power coalitions）以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从近期欧洲与印度达成的系列安排，到日本与拉丁美洲正在推进的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是在寻找对美国“去风险”的途径。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担忧，无论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多么支持联盟，这种防备行为（hedging）都会持续下去：如果联盟本身每4到8年就要被质疑一次，盟友为何还要押上数十年的军事规划——包括基地建设、装备采购、军队编制，或推进与华盛顿进行经济与产业融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表面复杂，我们不必为此感到绝望。联盟解体的可能性远低于其延续与演化的可能性，背后原因观察家们常常忽略。由于当年联盟出人意料地熬过（survive）了苏联解体，战略家们才开始把它视为国际政治中软性要素的产物：情感、制度、信任、共同的价值观、怀旧（nostalgia），恰恰是这些因素特朗普政府破坏（batter）最严重。然而联盟是由坚固的物质现实所锻造并维持至今。这些物质现实非但未曾消失（vanish），反而正施加着比以往更强的引力。
▍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
当前的悲观情绪，是把今日的挑战与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联盟”黄金时代“相对照（juxtapose）。美国联盟的真实历史，就是一部危机反复重演的历史：盟国驱逐美军、总统让伙伴猝不及防、盟友首都爆发抗议；在每一个时期，都不乏有人信心满满地预言联盟即将崩溃。
尽管许多外交政策精英认为这次不同，美国和欧洲的公众却并不这么看。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追溯到1974年的民调数据，认为华盛顿应与盟友共同作出重大决定而非单干的美国人的比例，现在处于50年来的最高点。在整个特朗普时代，从2016年至今，认为维系现有联盟对推进美国目标“非常有效”（very effective）的比例从32%升至55%，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中均创下十年来之新高。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民调显示出对美国令人警觉的不满。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有13国的明显多数民众（其余2国的相对多数）相信，一旦特朗普卸任，这一关系将“重新变好”（get better again）。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破坏会在其离任后持续。欧洲公众似乎认为，特朗普只是一个特例（aberration），而非美国的真正代表。
他们相信“一切（危机）终将过去”，这种信念承载着相当分量的历史依据。在安全领域，当前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种种威胁包括夺取格陵兰、抛弃乌克兰、退出北约、从德国撤军等等。但联盟曾经度过（weather）比这更严峻的困境。
即便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也未曾像20世纪50年代为阻止英国干预苏伊士运河那样，可信地威胁要对盟友施以金融灾难；也没有哪个盟友像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那样，在退出北约统一指挥后驱逐美军或严重破坏联盟架构；美国也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参议院几乎逼迫它做的那样，从盟友那里大规模撤军——当时参议院仅以微弱优势否决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Mansfield Amendment），这个修正案拟将驻欧美军削减约一半。
在亚洲，目前没有可与20世纪70年代那些重大冲击相类比的情形——那些冲击曾促使首尔谋求秘密核计划。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69年的“关岛主义”要求盟友自行为防务提供人力，而美国从韩国撤出2万军队更凸显了这一要求。1972年他对北京敞开大门，让东亚盟友措手不及。几年后，西贡（Saigon，胡志明市旧称）陷落引发了对美国决心的警觉，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由此断言：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不复往昔”。尽管对美国严重不满，盟国首都并未像当年反对部署“潘兴II”导弹那样爆发大规模抗议，威胁联盟体系的共识也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那样消逝。
主要的例外，是对格陵兰动用美国武力的威胁；如果华盛顿真的一意孤行（follow through），这确实可能瓦解联盟体系。但这一威胁如此怪异、个人化且如此极端，以至于两党都没有任何严肃人物公开支持（endorse）。民主党人直言不讳地反对，共和党领导人也一样：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说，美国对格陵兰的军事干预“将是不恰当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说，“我看不出军事行动在此是一个选项”。特朗普随后收回了这一说法。
经济方面的记录与安全方面相似。“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关税损害了人们对美国作为可信经济伙伴的看法——但这并非华盛顿第一次利用自身经济实力（heft）对付盟友，包括通过使用关税。1971年8月，“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一举做了两件事：单方面终止美元兑换黄金，让经济锚定美元的盟友措手不及；还有征收10%的一揽子进口附加税。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在保护主义压力的阴影下迫使盟友进行重大货币调整，对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冲击比今天盟友面对的关税更为严重；三年之内，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这一调整幅度远大于征收日本出口商品15%的关税。
当前的紧张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然而历史的经验是，联盟体系在事后回看时，往往比当时的观察家所预料的更具韧性（resilient）。危机一再催生崩溃的预言，但联盟之所以能适应，恰恰因为其潜在动因依然强烈。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军费分担问题上的施压（browbeating），盟友各国首都痛苦地接受，也确实造成了实际损害——但它也推动欧洲防务预算接近北约2%的目标，促使日本将防务开支翻倍，并推动各方针对中国的技术挑战开展协调行动。在拜登政府时期，这些盟友中的许多国家加入了彼时难以想象的一张密集的倡议网络：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聚焦印太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尔与东京的和解（rapprochement）、对半导体的联合出口管制、欧洲与亚洲对俄罗斯全面打击乌克兰的协调应对措施。这一切都不是特朗普的设计，但它表明：一个时代的紧张矛盾，如何催生下一个时代的能力，让后来的领导人有机会以从前难以实现的方式强化同盟。
▍认知趋同
今天，这一态势尤为强劲：各方的威胁认知正围绕来自莫斯科的共同挑战而日益趋同、强化，尽管盟友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华盛顿的短期挑战。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冷战结束以来，联盟的威胁认知往往并不一致。例如，欧洲对俄罗斯的军事挑战变得愈加焦虑，但总体上把中国视为市场与生产国。亚洲盟友的看法往往相反：它们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但对俄罗斯不那么担心，视其能源为经济机会。这种分歧曾对北京和莫斯科有利。数十年来，华盛顿努力协调各战略区域的威胁认知，但收效甚微。
这种认知趋同终于到来。相较于任何西方倡议，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更有力地把欧洲与亚洲联结起来。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击碎了欧洲对莫斯科残存的幻想。北约的四个印太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如今定期出席其峰会。盟友的威胁认知不仅在安全维度上发生转变，而且或许最引人注意地，还在经济和技术维度上发生转变。这一切尚未汇成统一的联盟政策。在威胁性质上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在安全或经济维度上对如何回应已完全一致；在对华“去风险”要走多远、如何平衡经济与安全利益、如何拿捏涉台和乌克兰政策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共同的判断是共同行动的前提，而一代人以来第一次，这种判断开始趋于一致。
这种趋同是一个了不起的地缘政治事实。即便在冷战时期，盟友在威胁认知上也有分歧：西德推行“东方政策”（Ostpolitik）与缓和（détente），而前线国家却力主威慑；“欧洲导弹”部署则同时撕裂了公众与政府。从某些衡量标准看，今天即便面对一个不那么紧迫的威胁，盟国之间的团结也相对更强。尤其具有变革意义的是，大西洋与太平洋正不再作为两个完全分离的战略空间而存在——这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联盟的努力搭建了舞台，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未来两年半里不太可能利用这种趋同。
▍纽带之结
毫无疑问，盟友正试图通过新的中等强国（middle-power）联盟，在关键领域降低对美国依赖的风险。然而，这种“去风险”化的转向正被更大的宏观趋势抵消甚至超越：经济领域中国出口的激增、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革命、军事领域防务开支的增长。这些趋势正在以比旧纽带解体更快的速度，建立盟国与华盛顿之间的新联结。
在经济领域，美国如今吸纳盟友全部出口的约20%至30%，比五年前高得多，因为中国购买减少。去年，即便处于贸易战之中，欧洲、日本和印度对美国的出口明显多于对中国的出口；过去五年，对华出口欧洲下降约15%、日本下降约20%、韩国下降约20%、印度下降约20%，而对美出口，欧洲、韩国和印度各增长约30%。对美国市场的这种依赖只会加深：第二次中国冲击将使美国市场成为更关键的命脉。而美国的再工业化努力，也越来越依赖盟友的投资和技术分享，从造船到半导体再到电池，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依赖。
技术也在两个方向上越来越“黏”（sticky），部分原因是人工智能革命。大量报道称，欧洲各国政府指示官员弃用微软Teams和Zoom，从美国操作系统中迁移出去，并在云和人工智能领域建立“主权”替代方案。但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正在重新制造盟友之间的依赖。昔日对美国移动和桌面操作系统的依赖并未减弱，如今美国盟友还依赖美国的云基础设施、先进芯片和AI模型。三家美国“超大规模”（hyperscalers）云服务商——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占全球云市场约三分之二，而欧洲提供商在其本土市场仅占15%上下。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2026年预计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而欧洲的“主权”支出约为130亿美元。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就目前而言，欧洲的政策措施力度不足、监管太多、太碎片化，且重心偏向放宽政府管制，而非推动商业应用，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数十年来逐步累积形成的依赖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在人工智能议程上将依然依赖荷兰的光刻机、德国的光学与激光设备、日本的化学品以及中国台湾的半导体工厂。
军事这本账（ledger）或许是绑定最紧之处。各盟国对美“去风险”的努力正被这样一个事实抵消：面对日益上升的俄罗斯威胁，每个盟友都在同时推进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务扩充（buildup），这反而使它们更接近华盛顿。这一逻辑在亚洲尤为明显：即便特朗普不时在言辞上抨击亚洲盟友，民进党当局仍寻求从美国新购250亿美元武器，日本致力于购买更多F-35战机和“战斧”（Tomahawk）导弹并与美国整合指挥体系，韩国推进新的核潜艇合作，印度则进一步依赖对美国喷气发动机。尽管欧洲在“去风险”上付出更多努力，但各国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在欧洲8600亿美元的新一轮重整军备计划中，超过80%的项目完全向美国公司开放，剩余20%的项目虽只给欧洲企业，却设有若干豁免条款（carve-outs）允许美国公司参与。欧洲新兴防务科技领军企业，从赫尔辛（Helsing，德国公司）到斯塔克（Stark，瑞典公司），其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从纽约到门洛帕克（Menlo Park，硅谷风投重镇）的美国资本。而过去几年，欧洲防务采购流向美国公司的份额，据一项统计从2019—2021年的约28%攀升至2022—2024年的51%，由于乌克兰战争紧迫性造成的需求，只有美国才能在速度和规模上满足。即使加拿大人和欧洲人开始避免某些美国平台并相互采购，这些新平台再过十年也不会到位，因而加深了对美国高强度战争基础设施的依赖，例如启动联盟指挥和控制的战术数据链。在天基（space-based）导弹早期预警或关键情报、监视与侦察方面，欧洲盟友除了美国别无选择。连默茨也承认，欧洲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依赖美国”。
中等强国的对冲（hedging）策略，不仅正在被更大的力量所消解，而且也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预示着同盟关系的困境。中等强国在寻求别处建立新关系的同时，仍在与华盛顿合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关系都是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立的，其中许多跨战区的形式正是华盛顿长期以来所鼓励的，比如像印度和日本这样居于中心的关键角色。当下看似“去风险”的做法，从长远看将成为对联盟网络以及华盛顿长期以来试图加强的各项能力的再投资：包括防务生产、供应链韧性和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或许是推动力量（impetus），但盟友的团结（coherence）与能力的增长在他任期结束后依然延续。
▍真正的“深层政府”
促使同盟各国凝聚在一起的，不仅来自同盟外部的力量，同样也源于其内部的力量。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铲除一个所谓的由活动人士组成、奉行“觉醒”（woke）意识形态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但真正的“深层政府”其实更为平凡（mundane），却也更具影响。同盟各国的专业人士远离公众口诛笔伐的聚光灯之下，日复一日地推进日常合作事务，包括军事规划者与情报官员、出口管制专家与制裁事务专员、央行官员与贸易谈判代表，以及保障联盟系统协同的工程师和标准制定者。他们构建了一张历经数十年建立并维护而成的密集关系网络。由于这些工作技术性多于政治性，其时间尺度以数年或常常是数十年计，所以它建立起来缓慢，解体也同样缓慢。恰恰是它的平淡无奇（dullness），为联盟在动荡的政治周期中提供了压舱石。
尽管高层关系一度紧张，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大量合作继续推进，甚至进一步深化，这种稳定势头清晰可见。即便印度在美国征收创纪录关税而愤懑不已（seethe），防务关系仍未受到贸易争端波及：2025年10月，两国签署了一份新的十年防务框架协议，加强各领域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奥库斯（AUKUS）经受了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五角大楼（Pentagon，即美国国防部）的审慎评估，最终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彼时三个成员国都经历了政府更迭。在菲律宾，名为“肩并肩”（Balikatan，菲律宾语）的2025年度军演达到史上最大规模，1.6万名军人参演，配套联盟应急预案，并有日本军队参与。美国与韩国贸易紧张，并未妨碍双方在核潜艇领域更大合作。
美国国会也为维系这些关系发挥了作用。尽管存在政治极化（polarization），美国跨党派多数议员（bipartisan majorities）仍支持北约和“奥库斯”（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印太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工业一体化。无论在防务分摊与贸易问题上存在多少争议，两党中立场严肃的议员几乎无人支持彻底甚至部分地抛弃同盟架构。即便共和党领导层，在这一议题上也偏向主流立场。例如，图恩就曾表示：“我们中有非常多的人认为，北约是一个至关重要、取得成功的战后联盟。而且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你需要盟友。”事实上，美国国会已立法规定，未经国会明确批准，政府不得退出北约。
美国的盟友有时似乎对美国抱有某种一厢情愿（magical thinking）的幻想：即使面对相反的事实，仍渴望维持长久以来对美国的正面认知（favorable views）。日本尽管对美国关税政策、特朗普与北京缓和（détente）关系以及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在面临中国的巨大压力时华盛顿未明显施以援手心存不满，却仍决心表现得好像同盟一如既往地牢固。英国同样坚定执着于“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这一理念；北约秘书长对本届美国政府展现出的同盟信心，在许多人看来难以理解。这其中一部分源于对联盟体系的真诚信念，一部分则反映了一种“先假装如此熬过特朗普”（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past Trump）的务实主义。无论如何，这类言辞具有稳定局势的作用，能够有效地争取时间。
▍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
面对特朗普式的敌意，盟友之所以顽强坚守，不只是出于当前安全与经济层面的迫切需求。这背后也反映了一种直观认知：相较于一个由联盟体系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其他可能的替代秩序对盟友而言糟糕得多。即使特朗普对信任和可预测性确实造成损害，联盟架构依旧是更优的选择（better bet）。
对盟友而言，第一种可能的替代秩序是全球多极化（multipolarity）：一个没有规则、没有固定阵营、各国完全利己的世界。这种“霍布斯式”的图景（Hobbesian scenario）可能产生灾难性的战争，正如一战之前的情形。小国将丧失主权，中等强国获取核武器，大国展开军备竞赛。第二种替代秩序是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体系：各大国管理其周边区域，美国退守西半球，由此增添了一点稳定性的结构。但大国会不断争夺彼此的势力范围，拿破仑战争之后、雅尔塔体系（Yalta）之后皆是如此；势力范围既无法阻止供应链战争，也难以解决从人工智能到海平面上升等跨国挑战。第三种可能性比前两种提供更多秩序，即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机制：在主要大国首都之间构建“可控的和平”（managed peace）。但这似乎不太现实，今天大国连应对气候变化都无法合作，更遑论（let alone）塑造世界秩序整体形态。即便后两种前景证明可行，它们对当前美国盟友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也明显更为不利。
第四种替代方案比上述三者更具可能性：中国取得部分优势地位（partial Chinese preeminence）。多极格局、势力范围和大国协调，全都预设大国实力总体平衡，而鉴于中国庞大的体量，这似乎不太可能——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是美国的两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规模超出美国30%，拥有世界最大的海军，创下前所未有的1.2万亿美元全球货物贸易顺差，并在从电动汽车到机器人等技术领域大幅领先。这种中国部分优势地位秩序将造就一个围绕对北京顺从而组织起来的世界，它以中国的庞大的体量为基础。
盟友各国首都的决策者越来越清楚——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领导人也应当清楚——“联盟聚合”（allied scale）是制衡中国的唯一途径，这也是未来世界秩序的第五种替代方案。这套方案要求盟友集中市场、投资、技术和军事能力，让联盟成为能力建设的平台，而不再仅是提供军事威慑。以这种方式凝聚而成的联合阵营：其按购买力调整的GDP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军费开支也是中国两倍以上；它将是有效专利和高被引出版物的最大产出方，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制造业产值将占全球一半（中国占三分之一）。结构性现实非但没有阻碍这种“联盟聚合”实现，反而使其实现更加具有可能性，即使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让美国盟友处于向华盛顿提供更多东西的位置，这一点也凸显其必要性。
▍从存活到聚合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联盟聚合”（allied scale）不会自发产生。像任何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一样，它需要设计者和一份蓝图。但这件事的可行性，要比表面看上去更高。联盟体系的每一次成功革新，都是依靠一份前瞻性的议程推动，而非怀旧式的复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带来的冲击，正在埋葬这种怀旧，并促使华盛顿和盟友各国首都进行一场必要的反思。
华盛顿方面应当以更大的务实态度取代当前的悲观主义，部分原因在于，它不至于无端地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让前行之路更加艰难。从罗列各种挑战转向讨论解决方案，早已刻不容缓。在美国2028年总统大选之前关于“未来走向”（what comes next）的辩论中，如何重建和改革美国联盟架构必须成为核心议题。
许多人怀疑上述任何选项是否还有可能。但事实上，这套模式已在美国多届政府中存在，甚至当下仍在运用。其核心（defining）特征始终保持一致：由白宫主导驱动、以具体项目为依托，通过“自愿参与的临时联盟”（ad hoc coalition）来组织运作。拜登政府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启动了奥库斯（AUKUS），并维持了支持乌克兰的阵营。特朗普政府有时也如此行事：以新的重要方式为遗留项目（如AUKUS第二支柱）配置资源，并同时推进新的项目，比如与50多个国家建立关键矿产（critical minerals）伙伴关系，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称其为“盟友和伙伴组成的贸易集团”。同一套模式在如此不同的两届政府领导之下反复出现，最有力地证明“联盟聚合”在特朗普执政结束之后是可以实现的。
第一步是对挑战形成共识研判（shared assessment）。正如前文所述的趋同（convergence）所表明的，盟友对俄罗斯的认知正在一代人以来首次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共识要求告别当前阶段，并主动努力重建信任。华盛顿必须说服盟友，那些最为冒犯性举动是某一个特定人格的产物，而非政治体制发生永久性异变（mutation）。两党明确一致反对军事威胁格陵兰，也会有所助益。同样地，有意识地优先选择不受某任总统约束的承诺：行政令一纸签名便可解约（unwind），而成文法案远难推翻；而正是法律给了盟友以信心，去开展以数十年计的长期投入。
同样明智的是，从一些小规模、具体的项目着手，在特定案例中证明“联盟聚合”的价值，并建立信任储备。快速取得的成果能树立信心，在药品供应链和弹药联合生产等领域，具备创新性试点的空间。行动的准则（watchword）应当是审慎务实。人们的本能倾向于追求宏大的联盟协定，但这种本能应予克制。如果分散的努力聚焦于共识最大的领域，那么可观的回报就能积攒势头。这也有助于克服国内政治环境中的困难。
这就能为从小规模项目转向更广泛、更宏大的行动奠定基础，让更多的伙伴参与其中。这些项目的组织原则必须是互利，体现为能力的双向流动。旧有的联盟模式把伙伴当作依附者，即美国保护与市场的接受者。靠单方面让步维系的联盟是脆弱的。相比之下，相互依存能够在各盟国的首都培育出同盟关系的支持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初期项目的设计应当给各盟国带来可见的政治收益。盟友形成的新能力以及美国选民充分认识到挥霍（squander）这些能力所要付出的代价，将使这种真正的互惠（reciprocity）成为可能，而这在几年前根本做不到。
归根结底，重振联盟需要一个肯定性目标。它不能只是针对中国的防御性收缩，不能是一个以“它反对什么”来定义的联盟。它必须有所主张：一个开放、繁荣、技术上有活力的秩序，其成员真心愿意身处其中，他国也向往加入。开始勾勒这样一幅愿景，应当是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
眼下，这一前景或许显得过于乐观。但这恰恰更加凸显出，回顾历史上危机曾何等严峻、而今天的结构性驱动力量又何等强大，是何等迫切。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依然休戚与共，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这一逻辑变得更加鲜明。美国盟友若明智，就应记住：尽管他们怀有正当的愤怒与焦虑，今天的美国人是它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的美国人。但美国人若更明智，就应当反过来理解卡林顿（Carrington）的那句告诫。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盟友之际，保持容忍克制至关重要。毕竟，这就是美国人所能拥有的唯一盟友。
本文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9/10月号，原题文“How Alliances Survive：The Case Against Pessimism and the Path to a New Allied Order”。有删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