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作者：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组
編者按：2026年9月18日，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Créteil）的高中生因教师短缺、校舍破旧、大学申请系统Parcoursup崩溃等问题封锁学校，法国中学生运动在一个月内席卷全国并蔓延至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等国家。上个周末10月17日的“封锁一切”（Bloquons tout）动员了55万年轻人上街，巴黎爆发多年来最严重骚乱，超过6800人被拘留、大多数是未成年人。
作为“革命老区”的法国，爆发游行、示威甚至暴力事件并不罕见，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曾经也名噪一时，虽然同样是抗议物价上涨，公共服务不足，但本次骚乱最突出的特征是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比例极高，且迅速获得了多个欧洲国家青年人的积极响应。
应该说法国政府的债务暴雷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经济增长的乏力、对乌克兰无节制的援助、海外殖民经济的破产、处于欧盟缺乏货币自主性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究，骚乱背后暴露的是欧洲甚至是世界范围内年轻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没有未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近期完成的长文《年龄不平等》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全球青年的处境。
一、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烧掉了法国的秋天，为什么？
在回答之前，先读两段文字：
我认为我们这一整代人都是失败的。从前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结婚生子偷情了，而如今大家到了三十岁仍然单身，和从来见不着面的室友合租。
我用精致的文化在我和父母之间挖出一道鸿沟，他们已经摸不到我，甚至够都够不到。而当我站在鸿沟这头回望，我感到的不是歉疚或失落，而是解脱和满足。我比他们更好吗？当然不是……
这两段段话出自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的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在文学评论界，鲁尼被称为千禧一代与Z世代的代言人；在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心里，她写的是他们自己的日子——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对未来的不抱希望，以及两代之间那道越挖越宽的鸿沟。
如果说鲁尼记录的是这代人的“丧”，那么2026年秋天的法国街头，呈现的是“丧”的另一种形态：怒。丧是关起门来的退出，怒是走上街头的点火。两者之间，事实上反映的是同样的困境。
二、是移民问题吗？
面对青年人的愤怒，最流行的解释是把账算到移民头上：外来者抢了工作、占了资源、稀释了文化认同。这套叙事在欧美右翼政治中屡试不爽。
但它经不起推敲。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依赖移民，恰恰是因为本地年轻人口萎缩、劳动力出现巨大缺口。而移民承接的，绝大多数是本地劳动者不愿做的低薪、不稳定的服务与体力岗位。即便没有移民，留给起步期年轻人的，也还是这些没有前景的工作。父辈们曾经的岗位，很多早已随产业转移去了别处。
所以，围绕移民的文化焦虑尽管真实，却常常是更深层冲突的转移与投射。移民是替罪羊，而真正的问题是：就算没有移民，今天的年轻人还能获得和他们父辈在同年龄时同等的上升通道吗？
答案很残酷：不能。
三、年龄如何制造不平等？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概念：年龄不平等。
有一个简单到近乎无聊的事实，即财富是会复利的。只要不遭遇重大失败，持有的时间越长，积累的体量就越大。所以在一切条件不变时，老年群体的财富一定多于年轻群体。这条底层逻辑，叠加在老龄化社会之上，就产生了惊人的后果——
当今的西方发达社会，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富有，但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觉得缺失资源与机会；年轻人里也有顶尖富豪，但普遍而言，财富更多地汇集在老年人手中。老年群体通过几十年的房产积累和养老金权益，锁定了社会总财富中的巨大份额；而养老金体系的成熟、老年医疗支出的刚性增长、老龄选民的高投票率，又共同塑造出一套偏向老龄群体的资源配置逻辑。
虽然我们通常在探讨人口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时，总是在关注人口比例的变化，聚焦于老龄人群的需求与特征，但需要意识到，老龄社会本身也可能会生成一整套维护既有代际财富差距的制度化安排。
相对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什么？高企的税负，用来支撑日益沉重的代际转移支付；已经涨上天的资产价格，从零开始积累；以及被结构转型不断压低的劳动收入。
四、数智社会的临门一脚
谈起数智与AI技术，很多人第一反应它们应该是亲年轻人的技术，老年人通常被认为会面临AI和数字技术的使用鸿沟，成为弱势群体，但如果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故事可能会反转。
一方面，AI技术的发展被认为大概率会持续改善个体健康状况，延长老年人的寿命，也会持续降低老年人获得高质量服务的成本。这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老年人的收入和财富持有的持续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与智能化同时压缩体力与脑力技能，消解劳动与劳动价值，资本回报大幅提升，劳动报酬却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可能出现贬值。
平台经济重组雇佣关系，把大量年轻劳动者导入按需接单、收入零散、缺乏保障的零工形态；算法管理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技能折旧加速，职业稳定性瓦解。而数据、算法与知识产权这些新型资本，高度集中在少数巨头及其早期投资者手中——这些所有者，绝大多数属于较年长的世代。年轻人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被深度整合进数字系统，却很少能以所有者的身份分享红利。生产力越是跃进，代际之间的财富与权力不对称反而越鲜明。
特别的，当AI技术被持续描绘成会抽走年轻人上升的第一层阶梯时，进入社会的年轻人难以获得第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其中的焦虑自然会蔓延开来。
这就是年龄不平等结构，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分化；不是人口变动的自然结果，而是老龄化与人工智能深度合流的产物。
五、老龄群体的身份“悖论”
现在再看法国孩子们的诉求，每一件都不再鸡毛蒜皮。教师短缺，是公共教育投入的萎缩；Parcoursup瘫痪，是上升通道的失效。至于被砸碎的香奈儿橱窗，当年轻人被锁死在资产积累的门槛之外，奢侈品店就不再是商店，而是财富被谁占有的象征。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从生命历程的末端看，老年人机能衰退、疾病缠身、离死亡更近，是需要被照护的弱者；但在财富维度上，他们却处于社会绝对领先的位置。弱者与强者的双重身份重合在同一个年龄群体身上，让传统的福利框架和阶级分析同时失灵，而代际矛盾，也正是从这种身份的重合与错位中滋生出来的。
六、年轻人的社会性退出？
鲁尼笔下的人物选择用精致的文化挖沟，然后站在沟的这一头感到解脱。有些人管类似的姿态叫“躺平”，学术一点的说法是“社会性退出”。
但退出是有底线的。退无可退的时候，人就走上街头。从1990年秋天15万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部长若斯潘用紧急预算回应，到2005年反对菲永教改，法国的高中生运动从来不缺传统。只是这一次，参与者的年龄更小、怒火更近身、蔓延的范围更大——它是全球Z世代抗议的一部分，从加德满都到巴黎，同一届年轻人正在各自的首都发问。
王天夫老师在《年龄不平等》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西方发达社会而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普遍怀有不满与怨气，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潜藏着社会冲突与动荡的危机；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普遍主动选择社会性退出，那么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必定大打折扣；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普遍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那么这个社会终将失去活力；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普遍对未来失去了希望，那么这个社会注定就没有未来。
2026年秋天的巴黎，几乎逐句应验这段话。骚乱本身当然不值得浪漫化——燃烧的救护车不会烧出一个更公平的代际关系。但如果只在治安层面理解这场火，我们就会错过它背后真正的根源，也无法深入理解年轻人为何愤怒。显然，“努力就能上升”这一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承诺，在年轻人心中已经消散。
内容改写自：王天夫，2026，《年龄不平等》，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