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程亚文
2026年，中国企业出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向夹击”。
在欧盟，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反补贴税后，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对中国风电龙头金风科技启动深入调查，安检设备企业同遭波及。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国防部将比亚迪、蔚来、宁德时代等中国汽车产业链企业纳入1260H“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实质性关闭了相关企业的政府采购通道。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发布新指引，将先进AI芯片的出口许可要求延伸至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堵住了“绕道出海”获取高端技术的通道。
当外部限制层层加码，中国出海企业不再只是遭遇关税壁垒，而是面对一整套从贸易、技术到金融的系统性围堵。在此背景下，一个根本性问题浮现：中国在当下国际局势中，如何维护出海企业的利益，应该做一个领导者、参与者、架桥者还是旁观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企业出海的成败，更关乎中国如何重新理解自身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的关系。
从“企业走出去”到“企业出海”
1979年8月，中国刚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进程，为打破此前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局面，中国政府出台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首次把“出国办企业”作为正式政策确立下来。
当时的政策制定人可能没有想到，40多年后，中国“企业出海”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和新型全球化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稳居全球前列，2024年末存量达3.14万亿美元，连续8年全球前三；2026年1至7月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同比增长2.8%。
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出海”已不再是早期的卖产品，而是卖能力、卖生态，输出研发、供应链、数字化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比如比亚迪在泰国建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电池基地、美的在多国设立研发中心，出口的不只是设备，而是一整套系统。
此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域更加分散，新兴市场增长更快，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投资占比下降，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渐成主要投资方向。2025年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7.6%。74%的受访企业首选亚洲作为出海目标市场，东南亚凭借市场容量、人口红利和互联网普及率成为核心支点，以周边国家为重点的全球南方市场，正成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
对外投资的行业也越来越高端，对外投资内涵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资金和技术输出深化，从纺织、家电等传统领域，向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光伏、数字经济、游戏、数字服务等延伸；跨境电商、数字文化企业也在加快海外布局，如Temu、SHEIN、TikTok Shop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从当初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今天的“企业出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早期准备阶段。
1979年，中国首次以国家政策形式确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核心是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在境外依法设立、收购并经营企业实体，开展跨国业务布局。它特指中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境外（含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注册成立合资或独资企业，拥有该境外企业的股权和实际经营控制权。区别于普通外贸出口，它不是单纯把商品卖到海外，而是直接在目标市场落地经营，比如在当地建厂、设立贸易公司、分支机构等。
1981年、1984年国家又陆续出台暂行规定，明确了审批流程、资金筹措、外汇留成等配套规则，为中国企业早期出海搭建了制度框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专门出台《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已经在政策层面为企业出海铺路，为“走出去”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完成了前期探索。
二是企业出海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行动。
在2000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企业“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随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其明确为与西部大开发、城镇化、人才强国战略并列的四大新战略之一。它的核心背景是二十多年中国以“引进来”为主，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贸易，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技术和产业基础后，中国逐渐具备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一批像海尔、TCL、万向这样的国内企业已形成跨国经营的雏形，对外开放因此开始向“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互动的阶段升级。
同时，2001年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加快，需要主动引导企业到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板，这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动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出海步伐进一步加快。
三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全面升级阶段。
企业出海已成为中国贡献世界经济增长、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发展进程近年来已遭遇“逆全球化”现象的阻碍，也给当代中国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个是，中国需不需要调整以往在改革开放中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以新的方式获得发展动能？第二个是，中国需不需要以世界主义的视角来重新思考自身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的关系，为建构一个普遍发展的世界做出不同于以往的努力？
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举措，已对此作出了回答。面对美国对华“脱钩”的态势，中国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以往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修订。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鲜明表现出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以及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努力的意愿。中国当前对“企业出海”表现出了相比以往更大的重视，其原因可能在于，它既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中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的必要举措。
以“企业出海”推进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企业出海越来越以全球南方国家为重，这有意无意反映了当代中国在“国际”观上的明显变化。
由于以往改革开放主要面向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国际”，实际所指也主要是西方国家，中国以其为师，学习其技术、经验，吸纳资本和产业转移，也以其为商品出口的主要海外市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南方发展中国家虽然还没有取代西方国家以往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优势位置，但已大大稀释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它们之间的贸易、投资对彼此的重要性也已不同以往，东盟国家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亚洲内部的贸易规模已超出与域外国家的贸易。
更重要的是，从商品贸易、投资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它们作为新的“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到了与西方国家几乎等量齐观的水平。
因此，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国际”，已由西方国家拓展至全球层面。来自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本、产业转移和市场仍然是宝贵的，但中国对此已不再严重依赖。相反，中国已由资本稀缺国变成资本大国、由渴求引入外部资本转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人才、技术上也有了深厚积累，尤其在一些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已由被动跟随转变为引领示范。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虽然是主动选择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但在进入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时，是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中国不可能引导这个体系，只是适应性参与，也会随其波动和受其节制。这也决定了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概念下中国的发展上限，即只要中国的发展冲击到西方国家的中心地位，就必然会遭到后者的打压，这也是全球化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平等限度。
诚如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日本遭到美国打压时所说，“西方人一直要求日本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成功到对他们造成威胁的程度。”当前美国不懈打压中国，道理同样在此。
时至今日，“双循环”中的“国际”，既是新的既成事实，即南方国家已形成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彼此构成相互连结的国际市场，也有赖于中国的主动推动塑造，即中国可以利用作为全球最大实体经济体和最大单一国家市场的优势条件，与其他有意愿的国家一道，共同引导创建与中国有机关联、紧密互动的国际市场，它以南方国家为主体和发挥主导作用，但又秉持开放性，可以吸纳任何有意愿的国家加入。
“金砖国家”近年来的扩容，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发展中国家构建共同市场、推进国际体系公平正义性的一种努力。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机制，是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需要重点参与、积极发挥能动作用的关键场域，中国的多边主义也要以此为重要平台和路径。
高度重视南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复制以往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而是要以企业出海为手段、帮助南方国家共同发展，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19世纪的美国曾经格外注重国内市场，但其“内循环”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比如“门罗主义”就以美洲为后院，将美洲纳入美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它解决了美国通过扩展国际市场来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但没有真正帮助美洲国家共同发展，这是今天的中国需要引起警戒的。
中国近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而谋，推动国际发展问题的解决，其实也有益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它会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创造新的外部条件，帮助落后国家共同发展，会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更大空间。
在近年美国策动西方国家一起对华“脱钩断链”后，有人认为，以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实质是中国吸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零部件并完成最后加工，西方国家是中国生产的终端产品的最后接收者，因此，他们担心，没有了西方市场，中国所生产的工业品也就没有了最终去向。
这种担心有一定依据，西方国家是世界的主要消费市场，直到今天仍是，但也要看到，在全球消费市场中，西方国家所占的比重在进入21世纪以来已明显下降。也因于此，中国更需要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培植自主可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提升其消费能力。这也是中国公司成长为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大公司的必由之路，华为公司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未雨绸缪“企业出海”可能出现的预期落差
有观点认为，“企业出海”是为了解决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不断加剧的内卷化竞争，这种因素可能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乃是中国在全球化面临逆转的新情势下，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寻找新动能，也为推进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互解提出新举措。
中国一向是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企业出海”是中国推动由商品要素流动型的传统开放向制度适配型的高水平开放转变的必修课，也是中国推进新型全球化的物理性支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是以中心-边缘全球权力体系和美国的权力优势为前提，与之不同的是，新型全球化追求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前提下的共同共享发展，致力于促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公平正义，这也意味着“企业出海”和制度型开放，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贡献中国方案，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全球南方国家的愿望和立场。
“企业出海”和由此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正在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但企业出海和跨境经营并非单纯的收益扩张，在重视企业出海过程中因各种因素而可能蒙受损失的风险同时，还需要高度关注有可能出现的另外两类长期性风险：一是海外业务冲击母国经济与企业自身根基，形成对内反噬；二是跨国经营行为触动东道国利益，引发当地社会、产业与政府层面的不满与抵制。这两类问题并非新现象，在美国主导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数十年进程中，就曾集中爆发，可为当下企业国际化提供重要参照。
企业出海带来的对内反噬，核心体现为产业外迁带来母国就业流失、产业空心化、技术外溢，企业自身也会陷入成本与战略失控的困境。从微观企业层面看，企业出海最初往往是为了利用海外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但长期离岸布局会形成路径依赖，企业逐步把生产制造、配套供应链整体转移至海外，母国本土生产环节萎缩。
当供应链高度集中在境外，地缘冲突、港口封锁、贸易管制、当地劳工政策变动等外部冲击，会直接造成企业停产断供，原材料与成品运输成本飙升，企业经营命脉受制于海外，形成对自身经营稳定的反噬。
同时，持续海外布局还会带来核心技术外溢风险。跨国企业在海外设厂、本地化研发的过程中，技术、工艺、管理经验会逐步扩散，催生本土竞争对手，侵蚀企业原本的技术优势。
从母国宏观层面看，大规模企业出海、产业外迁会引发本土制造业岗位流失，制造业比重持续下滑，催生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就是典型案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大量美国制造业企业为降低成本，将纺织、家电、汽车零部件等生产线转移到拉美、东南亚地区，本土工厂大量关停，传统工业地带工厂衰败、工人失业，形成“铁锈地带”，中产和蓝领群体收入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原本支撑美国本土制造业的配套中小企业，随着龙头企业外迁失去订单而纷纷倒闭，完整产业链条逐步瓦解。
美国铁锈地带范围：大致从纽约州西部延伸到伊利诺伊、艾奥瓦边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煤炭工业带为工业带提供了充足的能源
尽管跨国企业海外利润大幅增长，但这些收益大量留存海外，难以反哺本土实体经济。这种产业外流，最终反噬美国国内社会，催生本土民众对全球化、跨国大企业的不满，反过来推动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企业出海的第二类挑战，是跨国经营行为容易引发东道国的不满，激化利益矛盾，遭遇监管限制、舆论抵制甚至政策反制。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本质上是资本、技术、产品对本土原有产业格局的重塑，必然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果跨国企业依靠资本优势、技术优势挤压本土中小企业，抢占市场份额，冲击本土民族产业，就会招致本土产业群体的抵触。同时，跨国企业在经营中若忽视当地劳工权益、环保法规、文化习俗，出现污染环境、压榨劳工、漠视本土文化等行为，极易激发普通民众的反感，引发大规模社会舆论抵制。
在全球化鼎盛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过程中，这类矛盾频频上演。大量美国跨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宽松的环境监管，把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海外，造成当地生态破坏；部分企业压低劳工薪酬、规避劳动保障，引发当地工会、民众抗议。
此外，美国跨国企业的经营往往还附带母国的价值诉求，部分企业借助市场优势干预东道国市场规则，甚至配合美国外交政策，干预东道国经济与社会事务。这使得很多国家担忧本国经济主权受损，担心关键产业被外资掌控。于是不少东道国出台限制性政策，通过外资审查、反垄断调查、产业准入限制、本地化要求等方式约束美国跨国企业。从拉美国家对外资企业的国有化浪潮，到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资资源类项目的重新谈判，都体现了东道国对美国资本扩张的警惕与不满。
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美国大型科技、制药企业也频繁遭遇欧盟反垄断处罚、数字监管，本质也是东道国为保护本土产业、维护市场主权，对美国企业扩张做出的约束。东道国的不满一旦转化为政策，跨国企业将面临项目叫停、高额罚款、资产没收、市场禁入等巨大损失。
美国以往推动全球化的教训说明：如果企业出海只追逐短期利润，忽视母国产业安全与东道国的利益诉求，就容易催生多重风险。对当下出海企业而言，规避这些风险，一方面要统筹海内外布局，守住核心供应链、核心技术底线，兼顾母国本土产业稳定，避免产业空心化式外迁；另一方面坚持合规经营，尊重东道国法律、文化与产业发展诉求，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减少利益对立。全球化不是单方面资本的向外扩张，只有兼顾多方利益，企业的海外经营才能具备可持续性。
需要看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带动了不少国家的发展，也赢得了广泛好评，但消极的反馈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企业如何适应外部环境，在壮大自身的同时如何造福母国、有益东道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2025-2026年中企出海调研报告》，68%的受访中国企业尚未建立海外业务风险管控机制或仅有基础方案，32%的企业对海外资金缺乏统一规划。税务合规方面，40%的企业仍依赖代理机构完成基础申报，整体处于从“被动合规”向“主动统筹”转型的早期阶段，数据跨境、环保、劳工、知识产权、ESG等都可能成为进入门槛。
为破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政策壁垒、合规难题和风险挑战，2025年10月，中国商务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从6个方面列出16项举措，将引导、服务、监管和权益保护纳入统一制度框架，这是中国首个海外综合服务领域的指导文件，有助于稳定长期投资预期、减少无序竞争。
2026年7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标志着相关治理进入体系化、法治化阶段。企业出海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谋划，让海内外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受益，如此才能行稳致远、长久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