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防冷涂的蜡书斋 ,作者:防冷涂的蜡


一家人吃饭,刚退休的父亲说起每月到账的养老金,感慨工作几十年,总算能歇一歇。旁边做自由职业的儿子却在算账:上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元,社保又要交一千多块,有点吃不消。


父亲觉得,自己缴了几十年社保,现在领养老金天经地义。儿子则想,赚钱已经不容易,还要继续缴费,等自己老了,又能领到多少?同一张饭桌,两代人算出了两本账。


最近,“每天7万人退休”的新闻标题引起关注。这是根据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进行的估算,不能直接当成实际退休人数,但退休高峰背后的人口变化已经很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亿,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


另一边,年轻人断缴社保的讨论也不断出现。中国就业网此前转载的一项灵活就业群体调查显示,55.7%的受访者认为个人缴费负担重,50%认为收入不稳定、难以持续缴费。退休人口增长与年轻人的缴费焦虑放在一起,让一个老问题突然变得尖锐:当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未来究竟由谁承担养老成本?


养老金,到底是谁在养谁?


如果把养老金理解成银行存款,退休者的想法很好理解:年轻时每月交钱,退休后逐月领取,当然是在用自己过去积累的钱。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运行方式要复杂得多。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企业缴费进入统筹基金,职工个人缴费记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通常包括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等部分。统筹基金承担互助共济功能,当期缴费收入、基金积累、投资收益以及财政支持,共同构成养老金支付的经济基础。


退休者今天领取的养老金,并非全部来自几十年前为自己单独存下的那笔钱。今天仍在工作的劳动者,通过缴费支持着当前养老金的支付。但退休者年轻时同样参与社会生产、缴纳社保,支持过更早退休的一代人,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养老保障权益。


养老金因此形成一项跨越世代的合作:年轻时劳动和缴费,退休后分享后续社会创造的经济资源。它让养老风险从单个家庭分散到更广泛的人群,不必完全依赖储蓄或子女。


这项合作还有更深一层的经济含义。几十年前交过多少钱,决定着个人养老权益的一部分;几十年后这些钱究竟有多少购买力,却取决于当时社会能生产多少财富。即便每个人都拥有充足的养老金账户余额,社会也必须有足够的实际产出,才能支撑相应的退休生活。


过去劳动人口充裕、收入持续增长,代际合作拥有较宽裕的空间。如今人口结构改变,原本不太显眼的资金流向和代际关系,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



202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6亿。覆盖如此庞大人口的制度,需要持续的经济支持。两代人都认可养老保障的重要性,却会对其中的成本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


为什么两代人都觉得自己吃亏?


还有一种反差值得注意:年轻人看到的是自己每月被扣掉的现金,退休者看到的则是曾经长期投入劳动后的稳定收入。两人都没有完整看到另一代人的时间成本,因此很容易把自己的付出看得更重。


一个65岁的退休者,回望的是几十年的劳动与缴费。年轻时工资不高、工作辛苦,如今按月领取养老金,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回报。如果有人质疑养老金的负担,很容易让他感觉过去的付出没有得到尊重。


一个30岁的年轻人,面对的则是今天的工资、房租和生活开支。社保需要持续缴费,收益却要到几十年以后才能逐步兑现。对于工作稳定的人,缴费通常随工资发放完成;灵活就业者则要自行安排支出,收入不稳定时尤其难以坚持。


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常见的20%缴费比例计算,若月缴费基数为5000元,每月需缴1000元,一年就是1.2万元。对月收入几千元、还可能出现工作空档的人而言,这笔钱意味着眼前生活和未来保障之间的取舍。


经济学中的“时间折现”能够解释这种差异。人们通常更看重今天能够使用的钱,对遥远未来的收益会打折扣。当手头紧张、明年收入都缺乏把握时,今天的1000元更可能解决实际困难。退休者已经跨过等待期,看到的是按月兑现的养老金,两代人自然有不同的判断。


同一项养老制度,对退休者意味着过去劳动的兑现,对年轻人意味着今天确定的支出和未来漫长的承诺。随着老龄人口增加、退休年龄逐步延后,年轻人还会重新估算未来需要缴费多久、最终能获得多少待遇。


当然,社交媒体上的断缴讨论不等于全国年轻人正在集体退出。202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仍比上年增加316万人。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就业不稳定群体确实面临持续缴费困难。一个人的现金流选择,放到整个社会的养老体系中,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每个人都在算自己的账,谁来算所有人的账?


假设一名自由职业者因为收入骤减,暂时中断养老保险缴费。眼前的现金支出立即减少,可以用来支付房租和生活费;但缴费年限的积累也会中断,未来待遇可能受到影响。对他来说,这是在现实压力下权衡不同时间的利益。


把视角放大,养老金的社会统筹依靠广泛而持续的参与。如果越来越多有缴费能力的人长期减少参与,当期筹集资金的能力可能减弱,但退休后的保障需求不会随之消失。个人希望降低眼前负担,社会却需要稳定的缴费基础,二者之间就出现了张力。


经济学将类似现象称为集体行动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分享合作的好处,也都希望少承担一点成本;如果这种选择被广泛复制,合作本身可能受到影响。养老金的特殊之处,是参与合作的人横跨不同年代。今天工作的一代支持退休的一代,未来自己退休时,又会获得后续世代的支持。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研究过连续世代之间的资源转移,说明跨代安排能够改善不同人生阶段的消费。现实中的养老保险,正是这种合作的一种制度形式。它把长寿和退休后的收入风险从个人家庭分散到整个社会。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如此,只靠自己储蓄养老不就行了吗?对于个人而言,储蓄和投资确实可以积累未来的购买力。但把所有人放在一起,问题依然存在:当大量人退出主要生产活动,他们需要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仍须由当时的经济体系提供。金融资产提供的是取得资源的权利,本身不能替代未来的实际生产。


养老最终要算两笔账:未来有多少人需要被供养,以及未来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公众熟悉的是第一笔人口账,第二笔生产账却常常被低估。


年轻人越来越少,养老金就一定越来越难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16—59岁人口约8.51亿,60岁及以上人口约3.23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年人口占比提高,意味着平均每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抚养比正用来衡量这种结构性压力。


但年龄结构与经济供养能力之间,隔着劳动参与和生产效率两个变量。同样是100名劳动者,在传统农业社会和高度自动化的工业社会,能够创造的产出可能相差数倍。设备、技术、知识和组织方式,都会改变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从经济生产的角度看,一个简单的关系式足以说明问题:


经济总产出=就业人数×劳动生产率


假设某社会有100名劳动者,每人每年创造10万元产出,总产出1000万元。十年后劳动者减少至90人,但每人创造的产出提高到12万元,总产出反而达到1080万元。劳动人数减少10%,社会总产出却增加了8%。这只是算术示例,却足以说明人口下降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供养能力同比例下降。


中国已有可供观察的现实数据。国家统计局“十四五”发展报告显示,按2020年价格计算,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20年的13.8万元/人提高到2025年的18.4万元/人,年均增长约6%。五年间,平均每名就业人员创造的实际产出累计提高约三分之一。



生产率提升来自生产方式的持续改变。自动化产线减少重复操作,物流仓库依靠分拣设备和数字系统处理更多货物,农业机械让更少的人完成过去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任务。人工智能进一步把这种变化从体力环节推向部分知识工作。


劳动年龄人口也不等于实际劳动人口。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退休年龄,都会改变真正参与生产的人数及劳动时间。即便人口年龄结构相似,不同社会的经济供养能力也可能差异很大。


人口老龄化扩大养老需求,生产率进步则扩大承担养老需求的经济基础。如果未来一个劳动者能创造过去两个人的财富,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压力就有可能被部分抵消。关键在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和持续性,而不能只盯着年轻人还剩多少。


不过,经济总产出增加,并不意味着养老金的支付能力一定同步改善。要理解其中的差别,还得看看新增财富最后流向了哪里。


未来养老,究竟要靠多少年轻人?


设想一家制造企业原有1000名工人,每年创造10亿元产出。投入自动化设备后,只需要700名工人,就能创造12亿元产出。企业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平均每名工人对应的产出也大幅增加。


但若减少的300个岗位没有被其他岗位吸收,留下的工人工资也没有明显提高,那么企业产出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按工资基数缴纳的养老保险收入同步增加。新增财富可能表现为企业利润、资本回报,也可能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受益。


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与养老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的能力,是两件相互联系、却不能画等号的事。


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下,扩大产出往往意味着雇用更多人、发放更多工资,缴费基础也随之扩大。如今企业能够依靠软件、机器和算法实现增长,劳动人数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正在松动。决定养老筹资增长速度的,除了生产率,还有新增财富在工资、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如何分配。


这一变化并不必然损害养老保障。技术进步还可能催生新的行业和岗位,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企业利润和经济总量增长,也可能扩大财政资源。如果劳动者收入与就业质量同步改善,养老体系就能获得更厚实的经济基础。


问题在于,生产率增长的成果未必自动流向劳动收入。当经济产出持续提高,工资总额和就业却增长缓慢时,以工资为主要缴费基础的养老保险,获得的资金支持可能跟不上经济总量扩张。于是,一个社会即使更富有,养老金筹资也可能面临压力。


未来养老的经济账,由此可以归结为三个变量:劳动者数量影响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影响财富创造,收入分配影响新增财富能有多少转化为养老保障资源。只看人口数量,或者只看生产率,都难以得出完整判断。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传导环节:收入分配不仅决定缴费规模,也影响下一代参与养老合作的能力。如果就业和工资增长跟不上生产率,年轻人的现金流压力可能持续存在,即使社会总体财富越来越多,个体也未必感受到负担减轻。


这也是开头那场代际争论容易遗漏的地方。退休者关心待遇能否持续领取,年轻人关心今天的缴费与未来的保障,他们讨论的是不同时间的成本,却很少讨论未来社会的经济蛋糕会有多大。只要蛋糕持续扩大,并且增长成果能够更广泛地转化为居民收入与养老保障,劳动人口下降就不必然意味着养老水平下降;反过来,人口数量保持稳定而经济停滞,养老负担也不会轻松。


从养得起老人,到让每个人体面地老去


今天65岁的人,年轻时也曾为上一代人的养老付出劳动;今天30岁的人,几十年后同样会站到退休者的位置。时间会让两代人交换角色,却不会消除人与人之间跨越世代的依赖。


从土地和家庭支撑养老,到现代社会建立覆盖广泛人群的保障体系,人类始终在回答如何分享当期创造的财富。技术进步正在改变这个问题的条件:机器、资本和知识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使更少的人也有可能创造更丰富的生活资源。


真正值得期待的未来,是一个社会即使拥有更少的劳动者,也依然能够让更多人有尊严地老去。


经济增长最终仍要回到人的生活。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不只有它能让多少人参与生产,还有它能让多少人在退出生产之后,依然生活得从容而体面。


数据与口径说明


人口及参保数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开数据。


劳动生产率:国家统计局“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及历年统计公报,图表采用可比价格口径。


灵活就业缴费困难调查:中国就业网转载调查;调查样本不代表全国青年断缴率。


图表为历史数据趋势,相关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口径;2020年人口量依据相邻年度官方增量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