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唐亚东
本月初，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形成16项成果共识，就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进行了建设性沟通。这是在当前摩擦升温的背景下，一次“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共识的落地正在进行中。但在中企加速出海的当下，中欧双方从学术界、企业界到商会组织，讨论的氛围和张力仍在。近期在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26企业出海交流大会期间，观察者网与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唐亚东（Adam Dunnett）展开的对话，可窥探一二。
唐亚东深耕中国多年，他和欧洲企业代表一样，都充分认识到中国市场在供应链和产业集群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及中欧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对一些问题上的认知温差同样真实。
尽管如此，地缘变量越重，越需要听见彼此的真实声音。本文为对话整理，嘉宾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
10月17日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唐亚东（Adam Dunnett）与观察者网交流杨思诚摄
【对话/观察者网高艳平】
从市场红利到供应链红利
观察者网：最新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6/2027》揭示了一场重大战略转向。即欧洲企业正从“在中国，为了中国”的战略转向“在中国，面向全球”的战略。事实上，据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6》，75%受访欧企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当中国从单纯销售市场升级为全球创新中心与供应链枢纽，欧洲企业在华经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它们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唐亚东：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企业能否继续在中国实现盈利。
在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黄金时期，欧洲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当不错。即使是在疫情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们的表现依然良好。中国企业当时也发展得很好。
但近年来，随着内卷式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大多数行业的企业都面临经营压力。当然，并非所有行业都是如此。不过，这种局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些新的机会。
正如你刚才提到的，75%的欧盟商会会员企业认为，中国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我再提供一个数据：94%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采购来源地。
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市场本身的经营难度有所增加，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实际上进一步提升了。
从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的情况来看，选择将供应链迁回中国的企业数量，接近选择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企业数量的四倍。这里所说的供应链布局调整，既包括“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在中国，为世界”。
价格下跌和竞争异常激烈，对供应链产生了双重影响，既有不利的一面，也带来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总体而言，如果企业赚不到钱，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企业之所以投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预期投资能够带来回报。
2026年9月22日，北京—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6/2027》中国欧盟商会官网
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对华投资，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中国的供应链，因为这里的供应链成本较低，而且产品质量也不错。不过，从中期到长期来看，我不确定这对中国是不是一件好事。
观察者网：你们的报告里多次提出了“内卷”这个词。说实话，这个问题目前可能还有争议。比如就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产品之所以这么有竞争力，恰恰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内卷式竞争能够迅速推动产品技术的迅速迭代，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拥有强大的产品迭代能力，凡是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就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竞争。
你认为，欧洲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多来自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还是来自中国企业创新速度之快？
唐亚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我认为其中确实有一定道理。
竞争是好事，但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健康的竞争，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竞争。正如我刚才所说，企业只有认为投资能够获得回报，才会愿意投资。如果它们看不到回报，就不会投资。
企业看到机会，是因为政府明确表示某些行业属于重点发展领域。随后，银行也会认为，既然这些行业是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就应该向相关企业提供贷款。
坦率地说，过去不少人对借贷持谨慎态度，因为如果企业无法获得投资回报，就会担心还不上贷款及其相应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谨慎地将内卷式竞争视为一种发展模式。
中国过去并没有采取这种发展方式，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解决内卷问题。过去，这甚至还没有被正式承认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找到一两个例子，说明这种竞争在某些情况下推动了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经营环境就是健康的。我认为，如果你去问大多数中国企业，它们也会告诉你这一点。
目前，许多行业和市场都需要整合、兼并和调整。我认为，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观察者网：的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表示，未来几年将通过制定标准、加强价格监管和质量监督等措施，遏制这种恶性竞争。
当然，治理内卷肯定会带来劳动者福利的增加，这是大好事。单从企业角度讲，如果中国真把"内卷"治好了——价格回升、利润回暖——对那些在中国设计生产出口海外的欧洲企业，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在，是否可能面临更大压力，会有更多企业在竞争中落败？
唐亚东：价格持续下跌并不是一件好事。
打个比方，如果我告诉你，一套房子现在售价500万元人民币，但再等六个月，价格就会降到400万元，你今天还会买吗？
你不会。因此，当人们担心价格继续下跌时，就会推迟消费，不愿意花钱，也就无法有效刺激经济。
世界上大多数央行都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至3%左右。这是有原因的：适度的通胀有助于让消费者愿意消费和支出。
2025年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通过，为恶性竞争划出法律红线。
我认为，企业都明白，持续的价格下跌不可持续。
正如我刚才所说，欧洲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确实会利用中国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机会，但它们未必会投资于造成这种局面的企业。它们并不是在中国建立这些企业、参与这种商业模式，而是在利用现有的市场环境。
如果我是中国纳税人，对这种情况恐怕不会感到满意，因为一些企业依靠补贴、低利率或营业收入维持经营，而最终总得有人为这些成本买单。
“即便是旧产业衰退，欧方也需要确保转型平稳推进”
观察者网：我们来比较一下中欧双方企业在彼此市场面临的问题。欧洲企业在华也有很多抱怨，比如，据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6》，约四成受访会员企业表示曾在华遭遇知识产权问题，执法落地不均也是痛点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欧洲也面临市场准入以及企业被没收等市场之外的政治风险。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已经启动了十多项调查，其中大多数涉及中国企业；《公共采购法》等其他提案也仍在欧盟立法程序中推进。
作为一个了解中欧双方情况的专业人士，你认为，当前哪一方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面临的环境更为严峻？如何比较双方的不同关切？
唐亚东：我认为，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不把这些称为“抱怨”，而是称为“建议”。我们这样说是非常认真的。因为如果我们总是在抱怨，我认为人们最终就不会再听我们说话了。我们的会员企业在中国谈论这些问题时也非常谨慎，因为它们需要维护与政府的关系。
因此，当我们提出建议时，即使有时措辞非常直接、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也是真诚的。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倡导型组织的职责。我们希望向政府传达企业的真实情况，而政府也需要听取来自产业界的反馈。
以知识产权为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95%发生在中国企业之间。因此，这并不是欧洲企业独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市场本身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相关立场文件中提出的许多建议，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无论是内卷式竞争、投资回报率低，还是企业盈利困难，中国企业所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欧洲企业，甚至可能更大。
你提到，企业反映的知识产权问题有所增加，这确实是事实。相关案件数量在上升，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担忧也在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销售产品，随后关停或消失，再注册一家新公司继续经营。第二，在内卷式竞争不断加剧的环境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如果企业能够通过不支付专利费用，或者使用质量较低、价格更便宜的产品来降低成本，即使这些产品并非正规厂商生产的，它们也可能选择这样做。这对市场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而且确实会带来安全风险。
如果消费者购买的食品不安全，或者汽车使用的刹车和轮胎并非消费者以为自己购买的正规产品，又或者医疗器械存在类似问题，这些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回到中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一点，激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让真正的创新获得应有的回报。
政府补贴是一种方式，设定产业发展目标也是一种方式。但除此之外，还必须确保知识产权相关投资能够真正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企业应当通过创新推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消费者愿意为这些产品付费；如果产品确实具有更高价值，他们甚至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样，价格才能恢复合理的运行机制，供给与需求也才能实现更好的匹配。
至于中国企业在欧盟面临的挑战，我今天参加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一场对外投资论坛。会上，大多数嘉宾谈论的都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各种机会。
当然，我们确实存在一些监管方面的问题，但与整体贸易和投资相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比例仍然很小。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欧洲企业正在欧洲开展合作，就像过去三四十年来双方在中国市场开展合作一样。
我非常重视欧洲企业和中国企业所提出的问题与关切，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问题被不必要地放大。
政府有责任营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各自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商业组织，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发挥作用，通过沟通传递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我认为，你现在所做的工作也很有意义：走访不同的人，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则从不同产业收集意见，并通过立场文件、商业信心调查等方式，将这些意见汇总起来，以直接、公开的方式呈现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企业需要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它们希望在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开展业务，我们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
但对于一些确实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目前，欧洲每个月流失的工业就业岗位达到1.5万至2.5万个。这让欧洲许多人感到不满，他们会通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新的政治领导人。其中一些新领导人可能会采取相当激进的措施，试图回应这些不满。
我们常说，不要伤害自己的消费者。即使产品价格很低，如果欧洲消费者失去了工作、没有工资收入，那么价格再低，他们也买不起。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确保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平稳进行。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所有贸易都应当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进行，不存在扭曲市场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企业对此确实存在一些担忧。
即便暂时不考虑这些问题，创新本身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自然调整。历史上，随着技术进步，新产业不断涌现，一些旧产业则逐渐衰退。我们需要确保这一过程能够平稳推进。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允许成员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保障措施。当某个行业因市场环境突然变化而受到冲击时，相关国家可以获得一定的调整时间。这些规则适用于世界各国，过去也曾被用于帮助产业应对转型。
因此，没有人说我们不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关键在于，这种投资和贸易应当建立在公平、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如果某些产业受到冲击，我们需要妥善处理，避免影响进一步扩大，演变成政治问题，进而伤害其他原本开展正常贸易与投资的行业。
“国际贸易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受冲击群体并没有被妥善对待”
观察者网：中欧双方在月初就纯电动车出口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中欧经贸谈判已经两轮了，还有第三轮，看起来仍然谈判相当艰难。我们理解欧方对就业的担忧，这本身不单独是外部竞争造成的。从你的角度看，中欧经贸合作谈判中最大的分歧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难？
唐亚东：中国自身也面临经济挑战，而且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说法并不准确，2025年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2.7%，远低于消费52%的贡献，编者注）。
当然，国内投资也在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但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这类投资的盈利能力正在下降。因此，一个重要方向是确保中国能够继续利用全球市场的开放所带来的机会。
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为，当前的贸易关系在公平性方面存在问题，或者说，贸易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有些群体可能从中受益，例如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产品，中国的某些产业也能受益；欧洲产业同样可能从成本更低的供应链中获益，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
但国际贸易总会有赢家和输家。我们必须确保贸易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相关损失，或者至少使受到冲击的群体能够得到妥善应对。否则，整个国际贸易体系都会受到损害。
当人们失去工作、对经济感到不满时，他们就可能转而支持欧洲的一些激进政党。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正在看到的现实。
这些人会当选，进入议会或担任其他政治职务，并推动你们现在看到的欧盟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背后有其发展过程。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欧洲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不同。中国有一套干部培养和选拔体系，许多领导人曾在不同省份和政府部门任职，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并能够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制定政策。
而欧洲实行民主制度，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有时，当选者未必是最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人选，但他们获得了选民赋予的政治授权。
其中一部分选民，正是那些认为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了损失的人。
这可能形成一个不断恶化的循环。
因此，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长期发展，更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或让布鲁塞尔出现更强大的反对力量，使企业未来开展业务都变得更加困难。
“很多欧洲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都非常欢迎中国投资”
观察者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认为，其实存在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对欧洲存在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因此可以增加中国企业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建厂，这样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既然存在这些解决方案，为什么欧洲领导人还设置了很多门槛呢？
唐亚东：我不认为欧洲方面不接受中国投资。
事实上，许多地方市长和地方经济部门都非常欢迎中国投资，并且能够从中受益。
我今天听到不少成功案例。例如，中国风电企业明阳智能在西班牙进行了投资，相关项目进展顺利。我还知道，一些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经与欧洲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电池领域的合作。这些企业实际上能够理解我们刚才讨论的情况，也愿意做出一定调整，确保产业转型能够顺利进行。
我认为，你可能想到的是涉及高科技和安全问题的一些领域。这些确实是合理且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也非常重视自身安全，并出于各种历史原因设定了自主可控、自主自立等方面的目标。我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这样做。对欧洲而言，情况也类似。
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后，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问题最近也是欧洲理事会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无法获得抗生素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等关键物资，会带来多么严重的问题。
这些都是现实的安全挑战。
此外，随着世界各地冲突增加，军事能力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我们不希望对安全问题反应过度，但同时也需要开展合作，利用不同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
过去，欧洲一直倡导开放市场。欧洲曾经是世界上最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的经济体之一，平均进口关税水平甚至低于中国和美国。
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在某些领域，全球化正在受到冲击，各方开始强调降低风险，也就是所谓的“去风险化”，而不是完全脱钩。供应链安全很重要，市场很重要，创新也很重要。但如何在这些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
当然，在许多领域，企业仍然可以照常开展业务。但如果企业卷入贸易摩擦的风暴，就可能受到波及。
例如，法国的乳制品和葡萄酒产业、西班牙的猪肉产业，都曾在中欧电动汽车争端中受到影响。这些行业可能会感到困惑：我们生产的是干邑白兰地、葡萄酒或猪肉，与电动汽车有什么关系？
2025年7月4日，中方宣布对欧洲白兰地（主要是法国干邑）征收进口关税，作为对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倾销程序的最终回应。图为位于法国科涅克的国家干邑跨行业办公室（BNIC）展示的干邑白兰地REUTERS-Stephane Mahe
但在某些情况下，两个政府会通过贸易措施展示自己的立场，传递这样的信号：如果你针对我的企业或产业采取行动，我也可能会在你的市场中寻找可以采取措施的领域。最终，受到影响的企业和行业就会来找政府，询问该如何应对。
因此，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稳定、可预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继续相互开展贸易与投资，并从中受益。如果有人过度干预这一体系，或者一个行业受到的冲击不断外溢，影响其他行业；又或者企业无法获得应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或因其他不公平政策而被排挤出市场，那么这些问题就可能不断累积。随后，负面报道和舆论情绪可能逐渐发酵，导致公众不满情绪上升。
因此，我们都有责任维护双方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关系。过去几十年里，中欧在大多数行业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
观察者网：您提了大选，乌克兰战争，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因素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中欧之间的竞争与摩擦，是吧？
唐亚东：政治因素确实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如果你看看我们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就会发现，企业经营所面临的政治化风险近年来持续上升。
今年，这一指标实际上略有下降，但原因并不是相关风险消失了，而是企业已经将这些风险纳入了自身的经营预期。随着新的监管规定和立法不断出台，国际贸易、商业活动和投资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在增加。
企业的担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它们逐渐形成了某种承受能力，或者说，已经开始接受经营活动中存在这些风险的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信心因此得到改善。企业越来越清楚，自己正在一个政治风险更高的环境中开展业务。
通过减少合作来解决问题，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观察者网：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同样如此，而且风险更大，巴拿马事件、安世半导体都是例子，这些也都是中方一直在强调的方面。下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激烈，欧盟及欧洲各国也在积极参与其中。欧盟在许多领域一直走在监管前列。北京正在即将出台的五年规划中将人工智能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而欧盟则在推进《人工智能法案》，并更新网络安全相关法规草案。
你认为中欧合作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是否可行？
唐亚东：我认为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我希望能够实现。
我们显然需要开展合作，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可能对社会、个人和企业产生巨大积极影响的工具。当然，它也存在真实且不容忽视的风险。
过去，我们经常说，美国负责创新，欧盟负责监管。事实上，欧盟同样具备创新能力。但我必须承认，欧盟确实以监管体系庞大而闻名。欧盟出台了《人工智能法案》，成为第一个建立全面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经济体，能够对相关技术进行系统性评估。
然而，人工智能是一项发展极其迅速的技术，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
因此，我们非常需要共同努力。我希望中欧能够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但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努力推动合作，争取取得成果。
观察者网：为什么需要强调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有一个切实的原因：中国企业在出海，可能哪怕不在欧盟开战业务，也会受到欧盟的监管。比如企业在用美国Meta公司的软件发布内容时，平台就会收到提示，某些信息可能违反欧盟法规。你会发现，互联网以及全球供应链彼此连通，脱钩没有可能，只能合作。
唐亚东：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现象：法律和监管规定正在被工具化。各个国家和经济体正在利用法律框架，为自身采取各种行动提供依据。
你说得对。一家企业即使遵守美国的法律，也未必符合中国或欧盟的法律规定。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谈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供应链布局在中国本土。
企业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它们同样重视欧洲市场。但如果企业希望更好地遵守当地法规，一种相对稳妥的方式就是将供应链布局在当地市场。如果能够实现整个供应链的本地化，企业受到其他政府出台的法律规定和政治举措影响的程度就会相对较低。
不过，供应链本身具有极高的价值。正是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化时代长期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和平。
欧盟的建立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如果各方能够携手合作，就能够实现共同发展。但如今，人们越来越觉得市场、营商环境或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够公平，于是开始考虑通过减少合作来应对问题。但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正如我刚才所说，企业希望在中国和欧盟开展业务，也愿意彼此合作。它们需要政府履行职责，提供稳定、可预见且透明的营商环境。
我还想补充一点：欧洲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的另一项重要问题，是能否获得稀土及其他稀有元素。这些材料对它们的供应链至关重要。
近期，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访华，并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中方将继续加快审批进程，并提高相关审批工作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框架，在出于安全考虑时，可以限制相关稀土及其他关键元素进入供应链。
因此，中欧关系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合作机会，双方都能够从中受益。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双方都有可能采取措施，对彼此造成实质性伤害。希望双方不会走到这一步。无论从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还是从整体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欧开展合作都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