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刘晓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原文标题：《一个社会的标准化期待越多，人们就越趋保守，越惧创新｜刘晓飞 一席第1156位讲者》，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家好，我是晓非，一位大学老师和伦理学研究者。每次我介绍完自己总有人会问我：伦理学到底研究什么呀？仿佛伦理学是一个很神秘的、高大上的东西。其实伦理学是一个蛮接地气的学科，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事小事都可以用伦理学分析和讨论。
今天我要讨论的主题是歧视。我首先给大家看几个例子，请大家判断一下哪些是歧视：
A女士参加公交车司机的选拔，招聘主管对女性的驾驶技术不放心，于是将工作给了一位男性应聘者。
B先生参加博士录取面试，面试组因为他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因此录取了另外一位来自985高校的申请者。
C女士在寻找自己的舞蹈教练，一位教练体脂低、肌肉线条好看，另一位教练体脂稍多、显得有些胖，C女士选择了肌肉线条更好看的教练。
D先生考取了一所远离家乡的大学，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所以第一年里身体状况频出，多门必修课成绩不佳。虽然他随后两年的成绩其实蛮好的，但是最终在保研的排名中不够高，因此被筛选掉。
对于前两个例子，我想大多数听众都会认为是歧视；而后两个例子，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我想多数听众可能不会认为是歧视。
其实这四个例子的背后都体现了同一种以偏概全的思考方式。我想通过今天的分享说明：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思考方式大行其道，其实最终冒犯和伤害的是每一个人。
什么是歧视？
我们从歧视的概念开始。歧视的字面意思是区别对待。在中文语境中它通常指不正当的区别对待。当我们听到"歧视"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就业、求学中的学历歧视、性别歧视。但是歧视不只存在于求学、就业这样的公共领域中，它也广泛地存在于交友、消费等私人生活中。
歧视的理由也不只有学历或者性别。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十个河南九个骗”、“文科生是万金油”、“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出身、籍贯、学科、年龄、职业都可能是歧视的理由。
很多时候，公共领域的歧视行为其实常常植根于我们私人生活中的歧视性态度。比如健身房的老板歧视体型胖的舞蹈教练，往往是因为顾客的私人偏好中有对胖子的歧视性态度；公交车公司的人事主管歧视女性司机，有时候是因为他私下里受到了"女司机是马路杀手"这样的歧视性观点的影响。
“胖子跳不好舞”、“女司机是马路杀手”，这类歧视性的观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刻板印象。由于刻板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歧视的受害者。
不过，这不是我认为歧视会冒犯每个人的最主要理由。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刻板印象都包含一个负面的标签，在经验上也常常是不可靠的。但是即便是经验上可靠、不包含负面标签的刻板印象，在道德上也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伦理学如何看待歧视？
首先，我们来看伦理学上通常是如何看待歧视的。伦理学关于歧视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讨论是解释“什么样的区别对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什么样的区别对待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换句话说，歧视的不正当性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
主流的反歧视理论有两种解释歧视不正当性的方案。第一种方案认为歧视的不正当性在于它否定了平等的道德价值。比如说，一个种族主义的观点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它否定了少数族裔的平等道德价值。第二种方案认为歧视的不正当性在于它剥夺了被歧视者本应获得的福祉或者机会。
▲ 电影《绿皮书》
无论是否定平等还是剥夺福祉都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负面的刻板印象通常被认为是道德上错误的。
但是刻板印象不只有负面标签，它也可以包含正面标签和中性标签。举几个例子：“东北人都挺能喝酒的”、“中国人数学好”、“男孩子抗压能力强”等等。
正面刻板印象和中性刻板印象也可能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它们的道德问题并不能完全被前面提到的“否定平等”和“剥夺福祉”所概括。
正面刻板印象：威胁和消声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正面刻板印象的问题。正面的刻板印象看似是褒义的，但它常常制造某种期待，并迫使我们迎合这种期待。
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的酒桌文化中有不少劝酒套路就借助了正面的刻板印象。比如，劝酒者会说我知道你们东北人都挺能喝酒的，或者说喝酒的人才是真性情。
劝酒者这种看似抬举的方式将被劝酒的人带入了一种期待当中，而这种期待暗含威胁。一旦期待落空，被劝酒的人拒绝喝酒，那就意味着“你不配做东北人”、“你这个人不是真性情”。这种威胁常常使得被劝酒的人违心迎合期待。
正面刻板印象还会产生“消声”效应，让某些问题无法被人们重视。举一个前不久发生的例子：不久前，一位商业上蛮成功的女明星公开抱怨自己在私人生活中遭遇性别歧视，但她的抱怨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还招致了不少质疑。这些质疑说：你都已经这么成功了，还有什么立场来抱怨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质疑背后预设了一种正面的刻板印象：成功人士不会受到生活中那些细小不公的影响。所以，一个成功人士如果公开抱怨这样的不公，要么是别有用心，比如说是为了赚流量，要么是太自以为是了。
正面的刻板印象忽视了每一个人，包括成功人士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他们都可能有自己特殊的敏感情绪和易受伤害的痛点。这些正面刻板印象通过消除这些差异性的感触，使得我们往往无法看到造成这些感触背后的真正问题。这是正面刻板印象所面临的两个问题。
不可靠的统计性证据
不管是负面的刻板印象还是正面的刻板印象，其实都基于某种统计性证据。它们将某个群体中的多数人，甚至是部分人所具有的特点作为依据来评判和要求每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两者都体现了一种以偏概全的统计性思维。
这种统计性思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时候它所依据的统计性证据其实是不可靠的。“女司机是马路杀手”就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统计性证据之上的刻板印象。
依据杭州、南京、济南三地的交警部门在2016年公布的交通事故发生数据可以看到：在杭州，男司机发生事故率是女司机的6倍，这个比例在南京是2.4倍，在济南是3.7倍。即便我们将男司机驾车时长通常长于女性司机等一些可能的因素也考虑进来，也没有好的证据证明女司机通常比男司机更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即便它所依据的统计性数据是可靠的，它依然无视了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便是中性的刻板印象也会冒犯和伤害每一个人。
为什么保研制度伤害了每个学生？
因为我在大学工作，接触到的最常见的案例就是保研。所以接下来，我想用保研做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
保研又称推免，是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制度。截至2024年，中国高校总数3117所，其中有推免资格的只有366所。
保研制度暗含的第一学历歧视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学校倾向于只接收985和211大学的推免生。有些学校甚至将招收研究生中来源于985高校的学生比例作为一个考核标准。而985和211大学只有大约150所，不到有推免资格的366所大学数量的一半。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研制度事实上构成了第一学历歧视：一个学生是否能够获得保研资格取决于他本科是否就读于985或者211大学。
需要指出的是，保研制度不仅影响保研，其实也严重影响了考研。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学校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保研的方式来录取研究生。因此，保研将绝大部分录取名额分配给了推免生。
就我所知，某一所985高校的一个文科二级专业某年计划录取8人，7人是推免生，只有一个名额留给了统考生。另一所头部大学的工科院校，当年计划录取135人，113人是推免生，只有大约16%的比例留给了统考生。
由于保研名额的严重挤压，那些就读于非985和非211大学的学生，想要通过考研来攻读头部大学的研究生事实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保研制度基于这样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高考考不上985和211大学的学生通常在智力上要低于考得上的学生。但问题在于这个负面刻板印象很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一个学生在高考中没有考出好成绩，可能有很多原因，并不总是与智力相关。
比如说，很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获得足够好的教育资源；还有一些学生，因为突发原因在高考中没有考出原本的水平；另外一些学生其实有非常好的想象力，或者说有非常强的批判反思能力，又或者有很好的实践动手能力，但这些能力在目前的高考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考察。考虑到我们的人口基数，这些被高考埋没的学生很可能不在少数。
保研制度的确是一个高效的选拔制度，但它高效的代价是公平和人性的温度。它使得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的学生，事实上失去了通过考研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第二次机会。这是保研制度蕴含的负面刻板印象和它的问题。
保研制度忽视了学生的个体性
保研制度也预设了一个中性的刻板印象。正是这个预设，我认为其实也冒犯和伤害了那些考上了985和211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目前的保研制度要求所有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固定的进度学完一些相对固定的课程，而这些课程的成绩作为保研推免最主要的指标。
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些课程的选取、进度的安排、内容的设计是很多年教学经验总结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是建立在统计性数据之上。也就是说，过往的多数学生按照这样的进度、在这样的时间内能够完成这样一些内容的学习。
这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中性刻板印象：它是基于一个群体的统计性信息，形成对每个个体的标准化期待，它无视了学生的个体性和差异性。
有的学生可能比另外一些学生更晚适应大学的环境；有些学生对某些专业必修课不感兴趣，但对另外一些课程热情非常高；有的学生可能更喜欢开放性的探索，而不是对固有知识体系的记忆；还有一些学生可能创新能力体现在实践动手中的想象力，而不是理论概念上的革新。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我认为保研制度其实伤害了所有的学生。
保研制度影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保研制度包含的标准化期待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能获得推免资格的只能是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的设置使得即便是顶尖大学的本科生一旦错过了本届的保研机会，就只能通过统考的方式考取研究生。
而由于前面提到统考名额——尤其是顶尖大学的统考名额——受到了保研名额的严重挤压，所以即便是985、211大学的学生想要通过考研考取头部大学的研究生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生在大学阶段不敢放手尝试、不敢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敢选择那些要求高的课程，而是在一些相对保守的赛道上内卷。
▲ 社交媒体上的考研/保研机构广告
我多年上伦理学导论课。许多年前，我给学生们布置了六篇书面作业、两次考试。我记得第一次上完课，有一些同学跑来跟我说：老师，你这个课程压力太大了，太辛苦了。
随着学生的反馈越来越多，尤其是抱怨越来越多，这些年，我这门课的要求已经降为三次作业、两次考试。但我依然收到很多学生的抱怨，他们说这门课要求太高了。
很多实证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前些年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个实证研究调研了某部属高校1000多名2014级本科生，追踪调查了他们从大一到大四的情况。
按照他们的研究，在本校保研、他校深造、出国深造、东部沿海就业这四类学生群体中，选择本校保研的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四类学生中最低，更不愿意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超额投入，仅有15%的学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选择深造。
这个研究报告的结论之一是：保研制度所依据的选拔标准促成了甚至培育了那些更加保守和求稳的学生，而不是鼓励学生培养创新能力。
大学本应该充分鼓励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潜力。现在由于保研制度这样一些制度，反而鼓励学生像精算师一样小心翼翼地计算自己大学四年每一门课程的投入和收益比。从大学的目的而言，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状况其实对每个学生都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伤害。
选拔制度的平衡点
当然，这不是说我认为保研制度就应该完全取消。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效率、公平以及尊重个体性这些不同的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认为首先要求我们不应该仅仅依据第一学历这样的统计性证据就将部分学生排除在外。
的确，现在的统考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的应对方式不应该是严重压缩统考的名额。我们应该持续改进研究生招考的方式，让它更有专业能力的鉴别度，从而给每一位考生创造一个公平的考核平台。
其次，效率和尊重个体性之间的平衡也要求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个体性的证据。比如说，在研究生的选拔过程中优先考虑这个学生是否写出了优异的专业学术论文，做出了优异的成果，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无视个体性的标准化期待。
社会的标准化期待
但事实上，标准化期待不只存在于保研制度。在一些招聘中，我们也常常见到"应届毕业生"的要求，以及35岁或40岁这样的年龄要求。一个社会中，这样的基于年龄限制的标准化期待越多，人们就越趋保守，越惧创新。因为个体性和差异性是创新的源泉。
我和一些其他专业领域的朋友做过一些交流。其中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朋友跟我分享了这样一段观察：现在很多大学和研究所对年轻学者提出了越来越严苛的考核要求。
他认为这是用工程管理的思维来管理科学发现，两者其实有根本性的冲突。工程管理厌恶不确定性，因此追求标准化的流程和指标；但科学发现充满不确定性，它需要不确定性。
举个例子，202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Katalin Karikó博士在研究mRNA疫苗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她的方向，她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做出好的成果。
但正是她的这项研究在对抗新冠疫情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按照今天很多中国大学的考核方式，Katalin博士很可能一开始就被淘汰了。
以偏概全的统计性思维对社会的损害也不只体现在阻碍创新上，它也会直接伤害很多个体的福祉。比如说杭州——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我承认——杭州有很多程序员，有很多计算机公司。不少计算机公司认为，一个程序员到了40岁就不太可能学会新的内容，因此他们很可能赶不上最新的技术潮流。
于是我们看到，不少程序员到40岁的时候就面临被企业辞退的困境。年届40的人在再就业市场上也常常举步维艰。哪怕这个人有很好的专业技能，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但他们投出去的简历常常是石沉大海。那些招聘公司仅仅依据年龄这一项就将简历放在一边，而不会花时间来仔细考察这个人的具体能力。
因此，统计性思维的过度实践不仅从长远上会阻碍社会的创新，也会实实在在地伤害许许多多人的切身利益。
把人看作是目的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着重强调了这种以偏概全的统计性思维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我考虑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思考，这不就是归纳法吗？不管是在科学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中，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思维方式。如果你连续几次在一家烧烤店吃烧烤都发生了腹泻，理所当然应该得出结论：这家烧烤店的食物不卫生。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善于从局部经验总结一般性的规律并依照这些规律行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但是，当我们将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就像英国哲学家P.F.Strawson说的那样，我们将人客体化了。我们将他人仅仅看作是需要管理、操纵、治愈或训练的对象。
这样一种客体化的态度违反了康德所主张的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其他人，始终把人看成是目的，永远不只看作是手段。
什么叫作把人看作是目的？假设你对过去一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满意，因此在年初给自己定义了一个锻炼目标。但每次到要出门锻炼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你都没有迈出脚。所以头三个月，你的锻炼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你在锻炼这个事情上意志薄弱，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年度锻炼目标。但你自己认为过去三个月的失败不能定义你，你对自己依然抱有信心：我一定能够实现年度的锻炼目标。
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这种期许常常是落空的。但在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子里，尤其是在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你的情况下，你唯有这么相信自己成功才有可能。
尊重个体性就是让我们将对待自己的这种信念也用在他人身上，将他人看成和自己一样，有主观能动性、不被统计性数据完全定义的独特个体。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要完完全全地尊重每个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往往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求。这会消耗我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此，我们需要在保障自己的认知效率和尊重他人的个体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如何找到这个平衡？在分享的最后，我想说自己的三点看法：
首先，在存在相关的个体性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优先使用个体性证据，而非使用基于年龄、性别、第一学历的统计性证据。
其次，在不得不使用统计性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确保使用的统计性证据是可靠的。
最后，我们应当尽可能留给他人第二次机会。
谢谢大家。